4年前，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我们以“保增长”的名义，迎来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今天，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为了实现“稳增长”的目标，我们还会靠“4万亿”吗？

     在维姆•文德斯的代表作《德州巴黎》中有两句经典对白——Walt说：“我以为你害怕坐飞机。”Travis回答：“我不是害怕坐飞机，只是害怕坠落。”无意中，这段对白成了当下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由于我们习惯了坐在GDP的飞机上高速滑行，当我们意识到速度过快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时，便有意识地降低了速度，但当速度下降之快超乎我们预料时，我们又害怕了——害怕飞机失控坠落。

难以驾驭的GDP“飞机”
    
     要驾驭好“中国经济”这架身躯庞大的飞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2008年金融海啸来袭，我们迅速把“油门踩到底”，虽然很快就把中国经济从谷底拉起，但地方政府和铁道部的巨额债务风险、银行积累的潜在坏账等一系列后遗症至今还在困扰着中国经济，而通货膨胀和房价飞涨这两个“幽灵”更是紧随着“4万亿”(单位：元，下同)接踵而来，接着便是过山车般的“急刹车”，祭出信贷的极度收紧和史上最严厉的房产调控这两招杀手锏，虽然暂时压制住了“幽灵”，却也造成了市场上的“钱荒”，并引发了民间借贷市场的乱象丛生。如今中国经济又再次被推向了危机的边缘——4月PPI同比降0.7%，创29个月新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4.1%，创66个月新低；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0.2%，创10年新低，同时，4月信贷数据、进出口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等也都低于市场预期，发电量、钢材产量、10种有色金属产量的增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跌……

     有分析人士据此认为，中国二季度GDP增速还将继续下滑(一季度为8.1%)，尽管中央定下的2012年GDP增长目标仅为7.5%(8年来首次低于8%)，但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扭转颓势的话，恐怕今年“保7.5”的任务也会困难重重。用经济学家樊纲的话说，现在可能是中国经济最痛苦的时候。

发改委最近很忙

     速度太快，不行；速度太慢，同样不行。从当前经济状况看，显然后者风险更大。因此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密集调研六省后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要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三者的关系，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准备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

     温总理话音刚落，为了拯救GDP，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便澎湃而出。

     君不见，仅5月21日一天就有超过100个项目获得发改委批复，获批项目总量几乎相当于5月前20天总和；

     君不见，5月24日，总投资超1300亿元的广西防城港和广东湛江两个钢铁项目获批， 湛江市长王中丙走出国家发改委大门时，像久旱逢甘露般忍不住亲吻项目获批文件；

     君不见，5月25日，工信部副部长尚冰透露，今年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将迎来新一轮建设高潮，行业全年投资预计将超过3700亿元。

     ……

     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日前发表报告称，中国为应对经济放缓而出台的刺激措施规模可能将高达2万亿元，是2008年刺激规模的一半。此前更有机构分析预计，今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将达7.89万亿元，同比增速由2011年的2.8%大幅增至19%。一时之间，市场上充斥着“新4万亿”或“4万亿2.0版”的说法。

躁动不安的楼市

     这边厢，政府投资才刚刚提速，那边厢，就已有人开始躁动不安，那就是一直期待房价下跌的购房者们。

     一方面，温总理近期在谈到房地产调控政策时用了“稳定”一词，而非之前一直使用的“坚持不动摇”措辞，这被某些人解读为调控政策将逐渐缓和的信号。另一方面，有传言说厦门开始探索限购松绑方案，拟对三类人群的现有住房不计入家庭拥有住房套数，尽管厦门市房管部门事后否认了该消息，但还是让市场惊出一身冷汗。

     更令购房者感到不安的是，在一片“救市”质疑声中，被专家断言必将步佛山、芜湖新政后尘而“命不久矣”的扬州楼市新政，至今依然屹立不倒。近日更有住建部官员力挺“扬州新政”并非救市，应当予以支持和肯定。与此同时，重庆、南昌、临沂、蚌埠、武汉等部分城市近期也出台了住房公积金新政，对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上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放宽。上述种种都在改变着买卖双方的博弈心态，而当年“4万亿”投资后房价暴涨的“惨痛教训”更让越来越多的购房者担心，这一轮的投资热潮会再次浇灭房价下跌的希望。

     于是我们看到，刚需入市之下，5月北京新房成交量恢复到调控前水平，而全国54个典型城市累计成交已创2011年初新一轮调控以来的月度新高。2009年上海长风地王项目中海紫御豪庭，在5月27日开盘首日就成交了61套房型总价超千万的精装房。显然，不只是部分刚需忍不住了，不少手上还有购房额度的投资客也开始看好后市了。

中国经济路在何方

     面对甚嚣尘上的传闻和蠢蠢欲动的市场，5月29日，正忙着审批项目的国家发改委不得不赶紧辟谣：澄清所谓“4万亿投资2.0版”的报道并不属实。同一天，湖南省发改委召开全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传递中央精神，明确国家层面有“两个不可能”：不可能出台像2008年底那种大范围、大规模的4万亿元投资政策；不可能松动房地产政策，现在只会预调微调。

     与此同时，新华社也发文指出，当前的“稳增长”政策措施不会重复当年“保增长”刺激计划的老路，尤其是要避免出现效率低下的投资和资产泡沫，以及令人担忧的通胀重新抬头趋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不禁要问：当年4万亿投资，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后遗症？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4年前有何不同？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重走4万亿救市的老路？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消费乏力，出口低迷，靠单一投资引擎驱动经济发展模式？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目标，在股市、楼市等主流投资市场中也孕育着新的投资机会，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呢？本组封面文章将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不少人对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记忆犹新，4万亿导致的一系列后遗症无疑对今天的宏观调控有很强的启迪和警示作用。

“4万亿”后遗症会否重来

     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低迷时，政府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等行为增加市场有效需求，从而增加GDP和就业。这是2009年前后，中国和西方国家政府频频出手救市的理论依据。然而在中国经济的现实语境中，问题却远没有教科书上写的那么简单。

不可持续却可行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面对低迷的经济局面，政府之所以首先想到的总是投资，多少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从今年1-4月的经济数据上看，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都在放缓。出口何时才能有起色，要看欧美经济体何时能够恢复元气，我们控制不了。而产业升级换代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绝非朝夕可成，而公众最关心的消费增长同样需要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面对经济下滑，政府能够控制且效果立竿见影的就只有投资。也就是说，靠投资“稳增长”虽然是短期行为，不可持续，但也并非不可取。数据显示，在2008年4万亿投资和9.5万亿新增贷款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获得8.7%的增长，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2.3%。“但是如果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能够与调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配合起来，效果会更好。”连平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剧锦文则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一季度经济增速低一点可以容忍，但在二季度会逐步走高。现在二季度经济却未见起色，这将会对全年的增长目标造成影响。此时，适当扩张投资以确保实现年度经济增长目标是必要且及时的。其实为求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今年中央政府已经有意识地适当调低了GDP的目标增速(软着陆)，可要是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硬着陆)，不仅会影响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公共福利，更会严重影响到就业问题，危及社会稳定，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

后遗症之一：通货膨胀房价上涨

     但从历史上看，“大规模政府投资”这剂猛药，终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且在治完标后，还会留下一系列棘手的后遗症。

     最可怕的当属如影随形的通货膨胀。连平指出，一般认为，2009年的4万亿投资是造成过去两年严重通货膨胀的直接推手。但从融资主体看，当时的4万亿投资中，中央实际只投入1.18万亿元，其他都是地方政府和银行放出的资金，其中又以银行资金为主。更重要的是将近10万亿元的相关信贷投放，其中大部分给了地方融资平台，用以推出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导致今天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如此巨额的增量货币进入流通市场，通货膨胀自然难以避免。而通胀本身是一种通过货币超发实现劫贫济富的隐形税负，导致居民和民营企业的财富和消费能力在无形之中转移到了政府和获得政府投资的相关企业的手中，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成思危认为，如果现在采取经济刺激方案，今年全年GDP增速可能会达到8%。但通胀就无法达成控制在全年增长4%的预定目标，可能会达到5%。

     而一旦通胀抬头，泛滥的流动性很难不向房地产市场流动。2008年4万亿元投资中有32%与房地产业直接相关。因此尽管有限购等政策抑制，但如果通胀加剧，未来房产调控难度会更大。

后遗症之二：低效投资资源浪费

     除了通胀梦魇，历史经验和经济学理论都证明，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建投资还可能存在重复投资、低效投资、无效投资乃至权力寻租以及豆腐渣工程的情况，因为“花别人的钱最容易”。

     另一个深层次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投资占比过高，导致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结果与政府投资活动相关的少部分人得益，而普通民众和其他急需信贷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较难享受到“稳增长”带来的好处。

     事实上，当年的4万亿投资挤压了本来就非常紧张的信贷。当许多低效乃至无效的投资占据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后，许多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就无法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从而限制了企业发展、转型和创新的空间和动力，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从2009年4万亿投资的实际情况看，由于许多仓促上马的基建项目都需要极高的修建费用和漫长的修建期，因此首批信贷一旦投放给这些项目，便意味着在今后几年将源源不断地继续投入。眼下光是新建铁路就缺少资金近万亿，已导致大量在2009~2010年上马的项目停工，面临着急需补充资金。地方政府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后遗症之三：产能过剩转型困难

     依靠大规模投资“保增长”最大的致命伤还在于进一步加剧了投资消费比例的失衡，长此以往，只会让政府在单一投资拉动经济这条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患上投资依赖症。

     比如已处于全行业亏损、严重产能过剩的钢铁业，再批准新项目上马只会进一步加剧市场失衡。过去面对国内产能过剩，政府就通过鼓励出口来消化，但如今出口形势并未好转，便只能通过投资来消化这些产能，然而投资的最终目的还是消费。如果投资无法最终转化为消费，这样的投资就不可持续。

     例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和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前后共实行了9次大规模刺激计划，但只起到了短期效果——刺激一退出，经济就下滑。由于日本的现代化水平本已不低，当能造的新干线都造好了，能建的公路都建成了，各城市的港口、机场都实现了现代化改造后，依靠“铁公基”拉动GDP的经济增长模式就走到头了。98年亚洲金融危机来袭后，尽管日本政府动用了超过40万亿日元的财政资金刺激经济，但依然难以提振日本经济，当年日本倒闭企业也创下了历史之最。此后，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通过大规模减税，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刺激经济，经济才稍有起色。但日本政府长期举债投资使其财政赤字节节攀升，尾大不掉，使日本政府直到今天还是不堪重负。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接受采访时说，当年的4万亿投资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长势头，但却是以牺牲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的节奏和时间为代价的。如果今后投资消费比例进一步失衡，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转型，只能是纸上谈兵。

     拿当下经济环境与2009年对比，会发现有很多不同，这也决定了今天要实现“稳增长”的目标，绝不能重走4年前的老路。

避免重走“4万亿”老路

     国务院常务会议吹响“稳增长”号角后，国家发改委和各省市发改委迅速行动，加快审批通过了一大批项目，并覆盖诸多领域，不少人将其与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进行了比较。不过《人民日报》指出，此次投资计划与当年的4万亿救市政策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也称：“我们主要是针对保持合理的全社会投资规模，来稳定经济增长，要想再一次大规模地靠政府主导的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不太可能，因为它不可持续。”

     实际上，细究之下也不难发现，虽然从近期政策、外部环境来看有一定相似之处，然而这次的刺激计划与当年相比在前因后果和各种背景情况方面都有诸多不同，也恰恰体现了“稳增长”和“保增长”之间的差异。应该说，正是这些差异在提醒着我们：要避免重走4年前的老路。

内外环境不同

     粗看之下，目前在内需、外贸等方面与2009年相比确有相同之处，像是全球经济动荡不明、国内实体经济下滑、中小企业运行困难等等。不过，经济学家马光远指出，当下的中国经济比之2009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初，面临的内外部困难情况要更为复杂。

     2008年遭遇的金融危机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冲击性影响，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对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是-4个百分点，为了抑制经济过快回落，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样的“强心针”；而现在的形势则与当时不同，进出口虽然仍不景气，但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仅在-0.5到0个百分点之间。因而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现在没必要采取反危机的措施。”

     内需则更显疲软。2008年以来，国内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呈下降趋势，2010年为36.8%，比2008年下降6.7个百分点。然而在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加大之际，“三驾马车”只剩内需尚有较大空间。近期，在汽车、家电、LED等领域，相继有扶持政策出台，正体现了“调结构”、“稳增长”而非一味大力“保八”、“保增长”的思路。

历史遗留不同

     除此之外，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决定了当下情况相比2009年要来得更为复杂。对于政府此次的基建投资来说，一旦投资方向、结构调整没有处理好，可能会加剧目前已经十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而地方政府的债务承担能力就更堪忧了。2009年时地方政府债务还处于可控的安全范围，但正是由于当年的4万亿“铁公基”投资，没钱搞基建的地方政府从银行大量贷款，如今地方债务已岌岌可危。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这一债务总额占2010年GDP的1/4，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考虑到近年来严厉的房产调控还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锐减，若地方政府的投资有所冲动，则必然存在很大的难度和金融隐患。

     银行信贷方面同样不容乐观。经过2000年4万亿投资引发的大规模信贷宽松，如今各银行系统的风险承受能力早就今非昔比，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先填补那时挖出来的大坑。连平分析，2008年商业银行的信贷比在62%~63%之间，而现在已经上升到了67%，部分甚至更高，银行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放开信贷。

市场状况不同

     市场环境、价格水平乃至相关政策的不同是另一大不同点。在经历了2009年后CPI的一度高企之后，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下，今年4月我国CPI已回落0.2个百分点至3.4%。而5月份受蔬菜以及食品价格下降影响，多家机构和学者也预测CPI将会继续回落。可以说，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就是提高老百姓的收入，“稳增长”自然也要“稳民心”。

     老百姓同样关心的还有房价问题。在当时针对金融危机出台的相关刺激经济政策中，鼓励购房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其直接导致了2009年年中的房价暴涨。而在这之后，被称为“史上最严厉调控”的房产调控政策延续至今，政府仍在不断强调、提醒房地产调控的继续保持和不容动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拉动内需、调整结构、继续基建投资也是为了实现“保增长”和“控房价”的双重目标，可以认为“稳增长”的“稳”就体现在这些方面。这与当年“救市”引发的房地产大涨行情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反弹成果，无疑是天壤之别。

投资结构不同

     实际上，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所言并未提到具体要增加多少投资金额，只是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并且“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罢了。《华尔街日报》傅峙峰对此表示，这与2009年新增4万亿的投资项目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在投资方向和结构调整上，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投给新兴产业、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投资，恰是同时在进行着“稳增长”和“调结构”的转型发展。而大量投给“铁公基”的投资项目中也有不少是之前就已上马的，需要进行后续的跟进和完善而不得不投的。

     应该说总体看来，目前不管是国内外的经济形势还是政策的变化，相比2009年的风暴袭来都要平稳得多，没有什么过于超出预期的情况发生，在中央强调要“稳增长”的同时，相关的政策调整、投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思路。因此，为了“稳增长”而推出的新的宏观调控政策自然也不会和4万亿救市政策一样。

多种方式确保经济“稳增长”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一旦现下行苗头，冲在最前面的总是投资。这一次又是如此吗？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发改委成为社会焦点。近期发改委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快，虽然国务院并未正式提出重启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原有模式，但这样的举措却难免引起种种猜测和争议。

     那么，此次以基建牵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政策选择呢？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完全摆脱投资拉动？外需环境又处于怎样的一种局面？发展内需又面临何种困境？……这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找到答案。

缘何又是投资牵头？

     中国又将实施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

     近日，国家发改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段时间以来，国家发改委重大建设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快。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通过核准的3个钢铁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仅5月21日一天就有高达100多个项目获得批复，其中多为清洁能源领域，获批项目总量几乎相当于5月前20天的总和。另据统计，今年1至4月份，新增项目增长8000多个，仅4月发改委批准项目就多达328个，近于去年同期的两倍。

     如此大规模的项目同时获批，让很多人感受到了本轮投资的来势凶猛。如果将其与近期宏观经济的变化联系起来，自然会让人浮想联翩。外界普遍预测，二季度GDP增速可能会下滑，已经超出预期；而就在此时，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尽快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项目。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新一轮投资拉动已悄然启动？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分析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确实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1~4月份同比是下降的，而且很多的行业都出现需求疲软的状况。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至于让经济增长速度突然地下滑，所以需要有一些项目来对冲或者抵消经济增速的下滑。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并非单纯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它与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专家指出，此次投资有着明显的惠民生、调结构的色彩。如交通、能源、水利等成为近期加快重大项目审批的重点领域。因此这次国家发改委进行项目审批，更多地体现出了政策的鼓励和引导。

     通过这些项目的投资拉动，可以令经济重新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而更为重要的则是，经济转型也将同步完成。

经济增长后继有力

     由于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所以即使目前经济形势让人担忧，但前景并不悲观。

     国家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表示，从目前所处的世界经济形势格局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明显好于欧美国家。他以美国为例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的汽车产业早已过剩，基础设施建设也已饱和，加之钢铁行业已成为夕阳产业，因此美国无法从内部来挖掘潜力。

     而反观中国，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区别。他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拥有强劲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最基本的引擎，一个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另一个就是消费结构升级。“城镇化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方兴未艾的消费升级，这两大因素可以保障中国经济增长20年。”他如是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数据，让人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悲观。数据表明，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较去年同期)增长9.3%，为2009年5月以来最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4.1%，创2006年11月以来新低；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2%，创下10年新低。此外，海关总署披露的4月进出口数据也双双低于市场预期。

     但陈淮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过分担忧，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变化并非坏事。陈淮分析指出，经济增速的下行并非下滑。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变化给中国带来了结构调整的机会，也带来了调整内需与外需之间关系的机会。

     国家统计局并未公布GDP数据，但市场预测可能会低于8%。不过陈淮认为这不足为虑。他说，按照以往的经验，中国经济增速如果小于8%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失业率危机、财政危机、银行业危机以及基础产业危机等。

     然而根据陈淮的观察，目前中国并未受到这四大问题的困扰。这主要是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承受能力，如目前就业形势并不紧张；去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可以承受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压力，银行业方面也不用担心出现信贷危机；另外去年开工的1000万套保障性住宅已经全面进入施工期，加上今年新开工的700万套保障性住宅，这都让水泥、钢材等行业有了支撑。

内需不振原因何在

     扩大内需是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可以预见，未来国家肯定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以求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实，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刺激内需政策已经陆续出台。5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安排财政补贴265亿元，启动推广符合节能标准的空调、平板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热水器，推广期限暂定一年。这是继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空调节能惠民政策后涉及家电行业的第四次政策扶持。

     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相比熟门熟路的投资拉动来说，刺激内需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而我们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正是内需不足。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顾建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这种局面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虽然也取得了同步增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都要大于居民收入的增速，这导致居民在消费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个方面就是房产的价格上涨过快，占用了过多的家庭资金，而且富裕阶层也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因此花费在旅游、家电、家具的升级换代方面的资金便明显减少。当然，诸如宏观调控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费不足的局面出现，比如限购造成房产对相关产业的带动力度明显减弱。

     政策的刺激，对提振内需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顾建光表示，没有一项经济政策是十全十美的，因此靠政策的刺激，并不能真正改善内需不振的现状。他说：通过政策的刺激而实现的消费需求改善，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只是消费需求的前置。一旦政策刺激作用减弱，需求状况会恢复原状。

     因此，在他看来，要真正提振内需，还是应该从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入手。比如通过优化税收环境，增加居民收入等。“如果单纯提高居民收入而不考虑企业负担，这也是不现实的。”他提醒说。

外需环境能否好转

     除了扩大内需之外，稳定外需也关乎未来“稳增长”大局。就目前而言，我们所面临的外需环境到底如何，稳定外需又可从哪几个方面着手？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就目前国际经济形势而言，外需环境想要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已不太现实。他指出，欧洲市场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目前经济没有明显改善。美国经济虽然出现复苏，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新兴市场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印度的贸易逆差现象一直存在，卢比贬值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这使得投资的汇率风险加大。而让人担忧的是，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印度独有，包括俄罗斯、巴西在内的新兴市场都存在这种风险。此外，中国另外一大贸易伙伴日本，也因政府首脑频繁调换，对中国外需的促进作用极其有限。

     基于上述种种情形，梅新育坦陈，外贸持续高增长的时代会“暂告一段落”，因此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是如何“稳外需”。梅新育指出，时至今日中国出口已处于世界前列，许多产业占全球产能、销售市场份额已经超过50%，甚至超过80%，因此无法在全球市场规模因危机冲击而萎缩的情况下而独善其身。

     萎缩不可避免，但相对的稳定还是能够达到，比如本国、本产业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相对地位的提升。根据这样的思路，梅新育提出，我们一方面要在国内产业升级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兴产业出口，另一方面要稳住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阵脚。

     在区域选择方面，梅新育表示，今年出口增长的主要希望在于新兴市场，但他提醒仍然要警惕初级产品行情持续下滑对新兴市场进口需求和偿付能力的冲击，防范可能由此而引发的新兴市场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社会危机。

民资可发挥更大作用

     民间资本本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10年5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民间投资36条”)，为民资发挥作用创造了政策环境，但是相关细则尚未出台，因此基本处于空转状态而未落到实处。

     时至今日，在目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民间资本重新受到关注。从今年4月中旬开始，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等多个部门相继出台文件落实“民间投资36条”。

     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光远认为，民间资本理应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分析指出，非公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0%以上，但实际上非公经济所占社会资源只有30%左右，两者之间巨大的差距，说明非公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马光远坦陈，对于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而言，鼓励和支持其发展，是长期的制度性命题。中国要真正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各个领域消除歧视性的法律，给所有的主体以平等的待遇。他举例说，目前已经出台的文件中，歧视性的规定比比皆是。如证监会出台的细则中，要求民资只能参股，不能控股；银监会规定民间资本不能作为主发行人；再比如铁道部规定民资只能参与建设，不能参与运营。

     对于目前这种状况，马光远明确指出，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民间投资，应作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命题，而不是仅仅作为“稳增长”的一些临时性举措。

 

来源：理财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