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抓住和平发展的机遇，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阶段，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从2011年起，中国经济连续7个季度增速下降。既要保持一定的稳步增长，又要实现经济转型，这就需要寻找到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的经济增速不会长期下降，虽然回到以前那么高已经不可能了，但中国有优势能够把高速增长延续下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这些优势，包括中国内需市场还没完全开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没结束。但要把这些优势彻底发挥出来，寻找到未来增长新的动力和机制，王一鸣说，从供给面上来讲，一定要跟研发、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制造业的重组、结构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

　　当前，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首先是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以后外部的需求正在大幅地收缩，传统的东亚制造、中国制造，通过欧美消费市场这种分工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而后起的新兴国家对中国市场的替代效应也在显现。同时中国的内生条件也在发生变化，高储蓄率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储蓄率也会趋于下降。

　　同时，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回报率。王一鸣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长时间下降的过程中。

　　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都在加大研发投入，发展信息、生物、数字制造、绿色能源等高端技术领域，为新的产业革命提供了技术支撑，新的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条件正在加速地形成。如果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显然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经济的繁荣。

　　王一鸣认为，国际产业变革主要的态势，一个是制造的服务化，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在加快，服务正在成为创造价值的主体。二是高端化，产业进一步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向研发、设计、标准这些价值环节延伸。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中，人力资本、研发这些资本越来越取代劳动力、资源，成为主要的要素。三是智能化，特别是云计算的发展，超大规模数据库的形成，使得互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成为生产重要的支撑环节，形成了智慧灵巧的高效生产方式。四是网络化，跨国公司把不同价值链的环节配置到成本相对最低的区位，根据不同的要素密集程度，配置生产环节，实现全球的资源配置。五是绿色化。

　　而这种国际产业变革，王一鸣认为，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带来很大的挑战，比如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会面临加快削弱的风险，劳动力成本在未来的产业业态里面的占比会减少，技术越来越标准化、模块化，核心关键零部件的利润占比会上升，而装备、组装的成本和利润占比会下降，这对中国的制造业态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同时，如果中国的研发、人力资源条件跟不上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未来的增长点可能会面临断档的风险。

　　而分散化开放式的产业发展方式，对传统比较集中的、政府高度干预的体制提出了转型的要求、它要求更加灵活、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

　　而要实现转型，王一鸣认为有两个切入点，一是创新，一是培育新的产业领域。创新最关键的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要逐步地恢复，要走出逐步放缓的态势，要对企业研发大力度地推进。“中国企业一定要从传统的制造走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才能根本地走出目前的状态。”

　　关于培育新的产业领域，王一鸣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和医药产业以及新能源，可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突出的领域。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培育，目前面临很多制度、体制、机制、政策的变革。同时也要注意，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搞成加工组装模式，变成新的代工，而要跟创新、研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掌握核心技术。

　　王一鸣认为，转型的关键还在于推进改革，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政府职能的转换。他认为，现在政府推动的模式，虽然有积极的方面，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政府定项目，政府间过度的竞争，依靠大规模投资，而不是依靠研发创新来驱动、不必要的补贴等等。

　　“当前的这种形势，为推进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因为我们面临很多约束的强化，而且十八大召开以后，一定会更大力度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