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有时被称为“中国经济之谜”，其核心是指这样一种独特现象：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结构性风险则让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之谜”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期间采取了非对称市场自由化的做法。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确保了生产决策符合供求状况，因此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要素市场的扭曲为经济个体特别是企业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有时还为克服市场失灵提供了途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税、无偿使用土地、信贷补贴以及廉价的能源和水资源等要素投入。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法律体系对产权保护不足而带来的问题。截至2011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累计达到1 .8万亿美元。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普遍地压低要素成本，中国不仅为外国投资者也为本国投资者提供了“补贴”。

　　要素市场扭曲，包括限制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流动的户籍制度，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机构对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调节，以及向投资者提供的土地使用费优惠等。多数情况下，这些扭曲压低了要素成本。

　　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低廉的要素成本促成了“中国奇迹”，也引发了“中国经济之谜”：一方面，这提高了生产利润、投资回报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低廉的要素成本也造成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的特殊机制。多年来，由于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滞的工资率，企业利润的增速远远超过家庭收入，导致了结构性问题。一是这种激励导致出口和投资占GDP比重的不断增加;二是由于企业储蓄率普遍高于家庭储蓄率，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也增加了储蓄率;三是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主要依赖企业利润和投资回报，家庭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家庭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五是能源、资本和其他资源不正常的低成本也可能导致浪费。

　　周学彬：

        许多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都经历过非常相似的变化。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各自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也同样出现过投资、出口比重增加，消费比重下降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更加严重，因为中国不仅拥有更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更加扭曲的其他要素成本。

　　中国经济走向“常规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增长趋势稳步放缓和经济结构再平衡。

　　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大致都落在6%-8%这样一个区间。世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年-2015年为8.6%，在2016年-2020年为7%。在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中，艾肯格林等推测中国在2011年-2020年每年增长6.1%-7.0%，在2021年-2030年每年增长5.0%-6.2%。同样，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的联合研究估计也认为，中国 在2011年-2020年的增长 潜力为8%，在2021年-2030年为6%。

　　近年来，经济显示出明显的再平衡迹象。例如，经常账户盈余占G D P的比值从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和2012年的2.6%。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称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以及资本的双向流动实际上已经出现。

　　经济再平衡的另一个表现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程度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这是农业获得更强的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更快上涨以及农村生产力稳步提升的综合结果。此外，直到最近，中国改革的成功还主要是在沿海地区。然而，得益于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制造业企业的迁移，以及西部丰富的资源禀赋，目前内陆经济增速已经快于沿海地区。

　　今年1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2012年基尼系数测算值，数据显示，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增加到2008年的0.491，表明收入分配在此期间持续恶化;此后基尼系数又逐年降低到2012年的0.414，表明2008年-20l2年收入分配逐年改善。如果这一官方数据属实，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官方数据还表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07年约1/3增加到2012年的52%。我们近期研究也发现，消费占G D P的比重在2008年后开始上升。虽然这一趋势尚未完全反映在官方统计中。官方统计数据中2008年后零售额的提升和消费的减缓是矛盾的。如果用消费相关零售收入增速与服务收入增速的加权平均得到一种新的消费增长率，可以发现，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消费占G D P的比重在下降，这与官方数据表明的情况相同，但2008年以来消费占比则从48%反弹到2010年的52%，与之相比，2010年官方估计值仅为47%。

　　促进新发展模式形成的关键因素

　　要素市场扭曲是过去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样，近期要素市场的变化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向“常规发展”转变的主要原因。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独特表现，包括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增长的结构性风险，主要由低生产成本推动;出于同样的原因，成本结构的逆转也会让中国更像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上升，收入分配更为平等，经济结构更为均衡，产业升级加快和经济周期更为动荡。这些正是过去几年所发生的现象。

　　目前而言，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明显显示出供给短缺的迹象，近年来工资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低端市场，直接降低了利润率。因此，这就会使过去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的再分配机制得到反转。由于这些中国企业的隐性补贴减少，出口和投资活动会减弱，因此，经济将实现再平衡。而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为“事实上的利率自由化”敞开了大门。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改革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定价。

　　也许，近年来增长潜力下降和通胀压力上升比较容易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会放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适龄劳动人口下降，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出于同样的原因，迅速上涨的工资也会造成通胀压力，因为成本上升只能通过更高的产出价格、更低的利润率或更快的生产率增长或者几者综合加以吸收。

　　是什么推动近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呢?答案是家庭收入。劳务收入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41%增长到2009年的47.1%，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占比。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现象，当它们各自经历刘易斯拐点后，消费占比开始复苏。

　　再平衡仍处于早期阶段。例如，根据我们的估算，201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2%，大大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70%-90%的范围。通过不断调整工资，这种差距可能会缩小。预期的利率自由化，至少可能导致存款利率提高，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再平衡。彻底转变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超越初级收入分配来改善收入平等，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放心保)和教育，以及促进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

　　新的增长模式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正在经历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重大转变。目前增长率稳定在8%左右，但未来十年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同时，通胀压力正在上升，并可能最终稳定在5%左右。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再平衡早已展开，并已清楚地反映在经常账户盈余收窄、消费占G D P的比重上升、城乡和地区差距缩小、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等方面的调整中。这一持续转型主要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些经济结构调整大多数还处于早期阶段。为了使中国成功转向更加平衡、更加高效和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政府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行动。

　　尽管新的增长模式更具可持续性，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如，中国失去低端产业的竞争力后，能否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以获得新竞争力?在增加投入不再能够扩大制造业生产的情况下，能否创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经济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质量，即教育、技能和经验。目前，非技术工人占中国劳动力的主导地位，他们主要受雇于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损失可能会部分地被服务业就业增加所抵消，但仍有大量工人需要被高附加值产业吸收。因此，未来几年内需要在支持教育、培训和研究方面做出重大努力。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