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增长、转型、改革的压力都在上升。

　　从经济增长来讲，适度放缓是必然的，我称之为“理性放缓”，也可解释为正常现象。但问题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回落，甚至出现直线持续下滑，就要引起高度关注。显然目前要做出准确判断还有些困难，但这个下滑的趋势似乎还在继续，会不会下滑到超出中央的“底线”，就成为一个关键。

　　从转型来看，我认为实际上进入“两难”：如果加大经济转型的力度，就会影响增长;如果注重了增长，就可能会失掉转型。所以增长和转型这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翘翘板”现象。一个明显例子是，本轮经济下行后、特别是7月份出现了“钱荒”以后，究竟出不出手，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当时说不出手，但后来还是出手了，只是出手的力度、方式与过去相比有所不同而已。从政府转型来看，政府转型步履艰难，也进入两难困境。所以我说转型压力也在增长。

　　从改革来看，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阶段，阻力重重。

　　二是中国未来的增长需要培植具有长远意义的增长极。

　　在经济增长面临新的问题时，中央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问题在于如何稳增长?我前面说了，要积极通过转型和改革促进稳增长，这是很重要的，但从长远看，关键是有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这更具有战略意义。这个经济增长极，我认为就是新型城镇化战略。这里关键是“新型”二字。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主要表现是信息化引领下的城镇化，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正是因为新型城镇化有信息化的支撑，所以我们才看到从无线城市到数字城市再到智慧城市建设这一发展脉络。比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新的业态不断出现，信息服务业将大有作为，与此相联系的是，信息消费、数字消费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而且发展异常迅猛。

　　可以预见，在新型城镇化引领下，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有三大动力源(600405,股吧)：一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城市群”将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增长极。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十个老城市群以及中央正在谋划培育的十个新城市群，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源。二是县域经济、小城镇将遍地开花，成为重要的新的增长极。未来大力发展小城镇、中小城市是城镇化的方向。三是已经进城和将要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同样是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经济增长极。许多专家测算，现在已经进城或离土的农民工有2.5亿，将来还有2亿多农民需要离土进城，这些农民工的市民化，对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作用和潜力都是巨大的。

　　三是要用改革来促转型、稳增长。

　　用改革促进转型，应该成为我们坚定不移的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绝不能半途而废。对转变发展方式、经济转型，我曾经提出四个难以为继：一是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二是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三是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四是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我们提出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依据，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经济滑坡的问题，就动摇这个决心，也不要因为短期经济发展受到一些不利影响，就动摇长期的战略，而是要坚持不懈，作长期的努力。

　　至于如何通过改革促进转型、稳增长，我以为关键在政府，在政府自身的转型和改革。从目前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来看，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以经济改革带动其他改革，但越到后来，经济改革对其他改革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困难了。而政府的行政改革、政府自身改革显得更加重要。这就是说中国改革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改革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正在发生变化，政府改革、行政改革已经成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合部和连接点了。比如经济层面的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都和政府改革息息相关，没有政府改革的推进，这些改革也很难真正推进。

　　中国改革内在逻辑的变化，历史性地把政府改革、行政改革推到了核心和关键的位置，我们只有大力改革政府，削减政府的权力，放松对市场、社会的管制，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大力反腐败，构建对公权力制约的制度笼子，坚持政府管理的公平与正义、公开与透明，改革官员选拔机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真正激活市场、激发社会。而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武汉的讲话，强调政府转变职能，强调公平正义，强调政府要给每一个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已经清晰地透析出这样的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