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提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遇到了很多障碍和问题,这次会议或将在解决上述问题上有所突破。”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分析。
具体而言,城镇化的推进涉及一系列领域的改革和调整,是一项极其浩大和复杂的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其进程则是不可逆的。也正因为此,全国城镇化会议及城镇化规划一再推迟,足见当局对于这项工程的重视和审慎。
人们注意到,新一届政府履职伊始,即把新型城镇化视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1日应邀在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坦言,目前外界所提“52%的城镇化率”实为加上城(资料、团购、论坛)市半年及以上常住人口数字,实际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35%。“和发达国家比,和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还低了不少”。李克强说。其对于对加快推进城镇化的急迫之心,可见一斑。
“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政府干预和调节必不可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正河认为,“城镇化发展取得的进步,离不开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持续努力和积极探索。”
孙久文对此表示认同,他称,城镇化无疑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关键是实现的方法和途径问题。
“与推进城镇化的速度相比,城市发展及城镇化本身的质量更为重要。”孙久文指出,前一阶段出现一些地方的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过快现象“很危险“,必然导致问题越积越多。
孙久文提及的城镇化质量,指的是基于一系列科学的政策体系的城镇化进程,“这是个系统化工程,而不是简单地把农民弄进城的问题。”孙久文说。
毋庸讳言的是,近一年来,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的配套性改革,虽已经陆续推行,但仍处于起步阶段。
“如果在这些问题解决不好的情况下推进城镇化,那么必然会落下极为严重的后遗症。”孙久文称。而上述领域的改革,无一不是本届三中全会的热点。
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一大“硬骨头”,户籍制度的改革无疑是最大的热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始于五年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的具体要求,被视作对户籍制度改革有推动作用。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目前,关于中小城市放宽条件仍无时间表。
“户籍制度必须要改革,这已是很紧要的任务。”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孔祥智告诉中新社记者,鉴于高层已经意识到这一改革的迫切性,户籍制度有望在十年内取得实质性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最近也撰文称,推进城镇化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民的转移和城镇化,应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所赋予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别,畅通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渠道。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鉴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背后是社会福利的严重差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要同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大中小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作为城镇化推进的另一核心问题,土地制度的变革成为三中全会的另一个看点。“中国应该探索土地制度的变革,这是很多人的共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向中新社记者指出。
对于有望推进的本轮土地改革,孔祥智认为,集体土地入市是最可能实现的。他称,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也或将是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
“目前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工的问题,中国有2.6亿农民工,如何从制度设计上给这些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以希望,是我们目前要考虑的。”孔祥智称,“特别是1亿左右的新生农民工,他们是注定回不去的。如果这十年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那么社会可能就要出乱子。”
事实上,对于人的重视,即是本轮城镇化之所以“新”的核心之所在。这就要求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和生产环境,建立宜居、人性化的城镇,而且还要考虑满足农村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使其有充分选择的空间。
“我不大同意使用规划指导城镇化发展,规划就意味着行政干预,意味着见物不见人。”孙久文指出,只有真正做到在一整套政策体系及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一目标,才是真正的“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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