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业产能一直在“越淘汰越多”的怪圈中挣扎,就通过环保压力化解过剩产能的前景而言,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不乐观。“不少企业在关闭了落后的小高炉同时,再新建符合环保要求的大高炉,很可能导致总产能不降反增。”
在“环保路径”难以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产能“走出去”战略也未能为钢铁企业带来利好,一方面是海外建厂不具竞争力,另一方面是海外矿山收购回报率低,“走出去”企业鲜有成功案例。当此行业“寒冬”,钢铁企业挣扎求存,相关期货品种也成为他们的一大避风港,虽不能化解产能困境,却可舒缓燃眉之急,弥补现货亏损。
环保“两面派” 产能怪圈或重演
“前段时间,我们调研环渤海地区某钢厂,当地人指着钢厂的烟囱说:‘白天是白烟,晚上是黑烟’。”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来自环保部的调查报告显示,在2013年上初受访的京津冀地区近300家钢厂,超过7成环保设施不达标,违规排污现象严重。其中烧结机300多台,安装脱硫设备的只有100多台,但其中70%不能正常运行。
“安装脱硫设备后,钢厂每日脱硫费用就接近5万-6万元,为了省钱,所以不少钢厂让脱硫设备早8点开,晚8点停,夜间偷排现象严重。”上述研究员分析称。
根据高层发布的《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指导意见》,我国计划在未来5年压缩8000万吨的总产能,其中6000万吨产能缩减指标落在了河北,相当于河北钢铁(行情,问诊)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可谓任务艰巨。从执行情况看,11月24日河北省在唐山、邯郸、承德等3个设区市集中拆除8家钢铁企业高炉10座、转炉16座,共减少炼铁产能456万吨、炼钢产能680万吨。
河北省的环保工作力度暂时让市场看到了“强硬”态度。但据钢厂人士透露,已淘汰或将淘汰的落后产能中,有一部分是实际早已停产的高炉。“因为销售不善或资金链断裂等经营问题,平时就已经有一些钢厂停产、减产,但这些数据没有上报,等到了检查淘汰落后产能的情况的时候才报出来,还能算上一份功绩。这样的产能具体有多少,目前还没有详细数据,但初估规模并不小。”
部分钢厂在环保问题上的阳奉阴违,不仅使治污治霾计划流为形式,更加剧了行业的非公平竞争。“一些小型的不合规的钢厂,本来在税收上就存在一些逃税、漏税的情况,导致其与大型合法合规钢厂存在100元/吨的成本差。再加上环保方面,每年我们都要投入1.5-2亿元的环保支出,我们的器械上装有24小时监控设备,且有政府部门定期抽检;而那些不合规的小钢厂却没有这方面的投入,这就使我们在成本上缺乏优势。”华东地区某大型钢铁企业高层表示。
事实上,钢厂环保压力由来已久,至少从目前历史经验看,通过“环保路径”缩减钢铁产能是失效的。中原期货分析师尚金宇表示,1999-2013年的14年间,高炉强制淘汰标准从2005年的200立方米到2007年的300立方米,再到2009年的400立方米。产能却从1999年的1亿吨,一路飙升2013年的9.8亿吨。“钢铁业产能进入了越压缩越扩产的怪圈,一方面是钢厂面临成本增加的压力缺乏动力,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就业和财政收入的现实问题。”
此前有媒体引述唐山市官员的话称,缩减4000万吨钢铁产能,据测算将直接影响从业人员6万,按照钢铁行业1∶5的间接就业人员计算,压缩4000万吨钢铁产能将影响唐山30万人。而钢厂人士也表示:“环保压力是阶段性的,雾霾严重了,压力就大,天气好了,就没那么大了,通过环保路径来化解过剩产能,我还是持保守态度。产能可能还会陷入‘越淘汰越多’的怪圈,因为很多企业在关闭了落后的小高炉的同时,新建符合环保要求的大高炉,导致总产能不降反增。”
产能“走出去”之路坎坷
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除了继续在内部优化产业结构,减产、限产之外,过剩产能“走出去”,也成为业内共识。有些钢铁企业准备在美国、欧洲、巴西等地区建设钢厂,更多的则是直接参股或控股国际钢铁企业或矿山企业。
例如,2009年,武钢和巴西的一家铁矿石生产商和一家物流企业三方合资成立了一家钢厂,目标为年产500万吨钢材,将由武钢控股并负责运营。宝钢更是一直以来积极参与各种海外合资,并希望到2018年,其海外部分的销售收入比例能占到集团总收入的20%。
“对于希望在国外建立钢厂的企业而言,他们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有些企业瞄准美国和欧洲的巨大钢材需求市场,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有些企业在巴西澳洲建厂后,就能更方便地获得铁矿石煤炭等资源,不需要千里迢迢从巴西进口原料再运到中国进行生产,可以节省成本。”国信期货分析师施雨辰表示。
然而,钢企“走出去”之路颇为坎坷。2007年10月,国内最大的钢铁集团宝钢集团宣布和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合资在巴西东南部成立宝钢维多利亚钢铁公司,但由于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全球各钢铁生产商大幅削减钢铁生产,宝钢集团取消了该项目,并对宝钢维多利亚钢铁公司进行了清算。又如,首钢曾收购一家秘鲁的铁矿石公司。然而,当地员工经常通过罢工来要求加薪和提高福利待遇,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计划和成本开支。
银河期货钢铁事业部研究员李骥表示,从目前状况来看,由于目前我国钢材产品结构来看,低端建材类品种较多,而高端钢材类产品技术并不占优势,因此,我国钢铁企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并不多。
同时,由于我国铁矿资源品位低、禀赋差,开采成本高,铁矿石供应整体为国外三大矿山所把持。因此,钢厂除了“产品走出去”之外,纷纷把目光放在了海外权益矿的投资上,实现“原料投资走出去”。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93年,首钢斥资1.2亿美元收购了秘鲁一处铁矿,但由于对工人管理不善以及两国文化差异,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首钢在秘鲁的这一铁矿仅仅能够做到收支平衡。
“近几年铁矿石成为中国钢厂经营的噩梦,不少企业纷纷在海外买矿建厂,但成功的很少,而且买到的矿山品位、产量也远低于三大矿山。”多家钢企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施雨辰分析称,总体来看,中国的钢厂纷纷投资海外矿山主要是从2009年以后开始的,目前多数投资项目还未完全达到预定的生产能力。近年来,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同时国际矿山企业普遍大幅扩产,国际铁矿石市场逐步由供应不足开始向供应过剩转变,铁矿石价格也从2011年初的接近200美元/吨的历史高位跌至目前的130-140美元/吨水平,且市场普遍预计未来数年铁矿石价格将继续下跌。因此,部分企业已经付出的高投资成本可能需要很久才能收回。
经营亏损向期货求解
近几年随着钢价下滑,钢铁企业普遍利润微薄,一年中大半时间处于亏损状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13年前11个月,我国钢铁企业的利润总计161.8亿元,行业销售利润率只有0.48%。如果只算主营业务,钢厂的利润总计58亿元,相当于每吨钢的盈利只有4.2元。
在产能过剩陷入难以挣脱的怪圈时,面对惨淡的经营环境,不少大型钢企纷纷使用期货工具对冲风险,进行套期保值,以获得稳定的利润,达到稳定经营,弥补现货亏损的目的。消息显示,目前56家上市钢企中,有17家已经参与了钢材期货交易,其中不乏沙钢、武钢、河北钢铁等特大型企业。
2009年3月27日上市以来,螺纹钢期货成功改变了以往钢厂独家定价的模式,出现了钢厂定价、螺纹钢期货定价相互影响的态势。民营、国营钢厂均大幅、深入参与螺纹钢期货,以对冲产成品价格下跌风险。此后,大商所推出了焦炭、焦煤和铁矿石期货,和螺纹钢期货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煤焦钢”产业链,铁矿石生产商、贸易商、钢厂、钢材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在产业链上中下游所处的位置,利用不同品种进行套利,更好地规避风险、锁定收益。
“在10月份大商所组织的铁矿石调研中,有钢厂老总表示,钢铁企业紧盯着期货价格的波动,在其满足全流程利润目标时,完全可以按投料产出以及销售价格等,确定保值比例与保值规模,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利润。”尚金宇说。
自从2009年上期所上市螺纹期货后,受到市场的普遍欢迎,一直是国内商品期货成交量最大的品种之一。施雨辰介绍称,沙钢等不少钢铁企业和钢材贸易商在面对市场低迷时,通过做空螺纹钢期货,用期货市场上的盈利来弥补现货市场的亏损,保证了一定的经营利润。
“钢材期货虽然不能完全消化相对过剩的产能,但可以为钢铁企业提供风险对冲的工具,企业可以利用期货这个风险管理工具,进行套期保值,以获得稳定的利润。”李骥表示。
压缩钢铁产能还看执行力
目前环保框架内缩减钢铁产能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有两个:一个是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出台《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指导意见》,计划在未来5年压缩8000万吨的总产能。另一个是9月17日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目标是到2017年底,天津市钢铁产能控制在2000万吨以内;山西省淘汰670万吨,山东省淘汰炼铁产能2111万吨,炼钢产能2257万吨。河北省压缩淘汰6000万吨以上,相当于砍掉其总量的三分之一。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院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1年,重点统计的钢企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由4.46千克下降至1.53千克,烟粉尘排放量由4.59千克下降至1.1千克。但与国际先进的排污标准仍有较大差距。早在2009年,德国蒂森钢铁公司吨钢烟粉尘排放量已达到0.42千克,韩国浦项仅有0.14千克。这说明我国钢铁业环保工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从环保政策部委配合情况看,各部委也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工信部于今年4月2日、12月9日分两次公示了160家钢企,符合其2010年发布的《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12年修订),其中河北省钢企有35家。在环保方面的硬性标准就是:钢铁企业须具备健全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控制指标。配套必要的污染物治理设施,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近两年内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在这160家钢企中,有93家是纳入中钢协重点统计的钢铁企业,产量占7成左右,其生铁、粗钢产量占比,从2012年的72.16%、69.16%,提高到2013年1-11月份的72.97%、69.31%。这些数据表明,在粗钢产量再创新高的情况下,大型钢企仍处于大规模扩张中。这也符合了产业政策中的“上大压小”原则。
但从历史上看,环保对于缩减钢铁产能的努力证明是被扭曲的,1999-2013年的14年间,高炉强制淘汰标准从2005年的200立方米到2007年的300立方米,再到2009年的400立方米。产能却从1999年的1亿吨,一路飙升到2013年的9.8亿吨。钢铁业产能进入了越压缩越扩产的怪圈。直接原因是环保成本的增加换不来市场份额的大幅飙升。另一个阻碍环保政策实施的是就业与税收压力,按行业内通行的说法,1吨钢需17名工人,河北化解6000万吨钢铁产能,就要考虑超过10万人的再就业。而钢铁生产带动的上下游就业约为1:5。河北省一下子多出50多万就业人员需要安置,几年内影响直接和间接税收370亿元。这对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来讲,是难以承受的。
周伟江:钢铁业是“结构性过剩”而非绝对过剩
对于钢铁行业是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说法,银河期货钢铁事业部总经理周伟江略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当前行业更多的是产能释放速度过快导致的“结构性过剩”。只是产能阶段性增长过快,使供给增长速度超过需求增速。
中国证券报:中国钢铁企业目前产能过剩情况如何?
周伟江:中国钢铁行业目前已经处在结构性产能过剩状态。主要原因是,尽管目前我国钢铁的整体产能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钢材价格。
首先,“产能”并不等同于“产量”,即使产能过剩,如果控制好产能利用率,那么产量也不一定过剩。Mysteel的调查显示,2012年我国的螺纹钢产能利用率全年平均为87.71%。暂定目前钢铁行业的产能为9亿吨,那么产量应该大约为7.89亿吨。而2012年粗钢产量为7.19亿吨。再加上我国钢铁行业从今年年初便开始的去库存化过程中,被下游需求所消耗的库存数量,预计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和净出口总和大约在7.3亿吨左右,这与7.89亿吨的产量相比,仅有0.59亿吨产量的过剩,过剩率为7.5%,产量过剩并没有达到人们所想当然认为的“严重”程度。
其次,与铅冶炼产能41%的过剩率、焦炭产能33%的过剩率、电解铝产能33%的过剩率以及水泥产能24%的过剩率相比,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率仍算不上最“严重”。
当前并不是真正的完全过剩,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归结为“结构性过剩”。目前的状况,只是阶段性的增长过快,也就是说供给增长的速度大于需求增长的速度,也最终导致了当前的结构性特点。
中国证券报:您对于未来钢铁企业在产能走出去方面有哪些建议?
周伟江: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钢铁行业走出去的步伐较为缓慢。一方面由于我国钢铁的需求仍旧维持了强劲的增长,并且我国钢铁产能仅仅是一个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并不存在绝对的过剩,因此我们走出去的动力并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国内更多的产量是建材类的钢材产品,这些都属于相对低端的钢材,其竞争力不高,而竞争力高的板材类产品我们的技术又不过硬,也制约着走出去的步伐。因此,我国钢铁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并不快。未来我国的钢铁企业要从低端产品逐渐过渡到进行高端产品的制造,这样才能够在技术上获得先机,并最终走出去。
中国证券报:钢铁企业在国外买矿山的情况如何?对于缓解经营困境有何助益?
周伟江:从上游成本来看,我国企业在国外购买矿山基本上都是在较高的价格水平购买的,成本并不低,并且由于经验不足,在购买矿山之后,还需要修建铁路和港口等运输设施,因此导致最终的成本更高。而对于一些参股矿山的公司来说,这些公司的话语权并不大,另外矿山为了保护其他股东的利益,并不能给中方股东一个优惠的价格,因此,整体来看国内钢铁企业在国外购买矿山的收益情况并不乐观。
中国证券报:环保压力对产能过剩有多大影响?
周伟江:随着雾霾天气的加剧,近期环保问题成为影响市场走势的较为重要因素。11月份以来,我国以唐山地区为代表的环保政策正在进一步的加剧,在进入12月份之后这一政策执行的力度进一步加强,这也最终导致12月份以来粗钢产量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滑,日均粗钢产量降至200多万吨。
环保影响钢铁产量的途径主要包括四种:环保限产或关停、环保淘汰、环保倒逼和抑制新增产能,提高行业的进入门槛。
环保倒逼也在加速。唐山鑫达钢铁的大面积关停显示部分实力强的大钢厂也开始步入关停/破产行列,影响较为深远,我们判断上述高炉若持续关停,则很可能演化为真正的去产能。从政策层面,环保倒逼的时间窗口即将来临,即使烧结机、焦化厂、轧材厂的倒逼也会影响最终的高炉产能,而唐山独特的预付款模式加剧了这一进程。环保去产能短期重点在于“整顿独钢”,最大可影响轧材工序产能3400万吨,但其最终仍会倒逼高炉产能。为完成4000万吨的淘汰任务,唐山未来政策升级是必须措施,但时点上尚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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