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了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的目标。这一减排目标的强度到底有多大？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实现？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石油化工行业的产值将带来怎样的影响？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PECE）组负责人邹骥。该课题组长期跟踪重点低碳技术的发展动态。邹骥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自2000年至今年8月担任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成员、谈判代表团代表。

 

　　40%～45%指标　跳起来能够着
　　　　
　　记者：目前中国的碳排放总体情形如何？

　　邹骥：中国的碳排放总量虽然很高，但人均排放只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中国目前的人口和城市化水平、经济结构、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国际分工等现实原因，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呈上升趋势，要作出减缓碳排放的努力对中国来说并不容易。从能源资源禀赋看，我们脚下埋的最多的是煤，而不是石油、天然气。产生相同的热量，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别人多，这使得我们在碳减排上与别人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的房子还没盖够、钢铁也没炼够、合成氨和乙烯等高耗能的产品还得继续大规模生产，碳排放尚未达到峰值。不过“十一五”期间，中国节能减排力度很大，取得了明显成效。 2008年单位GDP能耗已经比2005年下降了10.1%（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调整该数为12.45%）。

　　记者：您觉得2020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的承诺是否合适？

　　邹骥：我认为这个指标是科学的，而且这一指标是经过论证的。我们课题组的研究表明，这样的目标对国内而言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对国际而言是合情合理、讲究分寸的，因此该目标是恰当的，也是可行的。

　　我们的研究模型分别设定了基准情景、控排情景、减排情景三种情况。基准情景就是把现在的节能减排技术、政策措施都坚持下去，不再额外增加政策措施的力度，不再出台新的措施，先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就是不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增加投资和引进新技术。这个情景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踮着脚能够着”。事实上，从什么都不做到进入这种基准情景本身就要花很多钱，也就是说进入基准情景也需要很大的投入。在该情景下，中国单位GDP碳排放量在 2020年应比2005年减少30%左右。

　　控排情景意为在现有节能减排措施的基础上，要额外增加内容或加大实施力度，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取得显著进展。相对基准情景而言，所需要支付的二氧化碳增量削减成本将提高，也就是“跳起来能够着”。从踮着脚到跳起来，表明了要付出努力的程度。在这一情景下，我们设定了三个子情景，即将减排目标分别设定为 40%、45%和50%。研究发现，40%～50%这个碳强度减少幅度区间所对应的增量成本处于迅速递增的临界区。这主要是因为可供选择的负成本和低成本减排技术所提供的减排潜力已经用尽了，继续提高减排量就需要动用比较昂贵的技术，并付出高昂的增量减排成本。

　　减排情景是更为激进、更极端的一种模式，描述了中国在2030年达到排放顶点，并力争在2050年实现最大减排量的约束下，中国所能采取的技术措施和付出的相应经济代价。就是说我们不惜工本，不怕国民经济受损失、就业受影响、人民生活改善停滞、贫困地区几十年里改变缓慢等代价，把大量的社会财富都用到节能减排上来。从纯粹技术可行性角度看，是有可能在2030年出现排放峰值的，但经济代价巨大，不具备经济可行性。

　　因此中国将控排目标选择在增量减排成本面临迅速上升的40％～45%这个临界区域，而且是作为自主减排的目标，并没有对应的国际技术和资金援助要求，也不作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承诺，这样的安排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国际社会而言都是合情合理的。
　　
　　减排承诺是外压　更是内在需要
　　
　　记者：您觉得中国为何要做出“跳起来能够着”的减排承诺？“踮着脚能够着”还不够吗？

　　邹骥：中国之所以对气候问题这么重视，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减排承诺，是国内外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要，更是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从国内角度看，中国提出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40%～45%碳减排目标，是自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其根本目的就是加速淘汰国内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的低端制造产能，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因而，实现减排40%～45%目标对于中国人民和企业来说，是实现经济、科技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都向低碳转型的一场深刻革命。

　　从国际角度看，碳排放权的实质是发展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责任体系建立过程中的权利分配问题。在对温室气体浓度提出限定要求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容量正在成为新的稀缺战略资源，事关经济发展战略空间和发展权利。低碳经济形态的形成将重新定义长期竞争力，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含义，进而关系到国际战略竞争的格局。

　　记者：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邹骥：发展低碳经济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可发挥后发优势，走跨越式发展道路，提高未来国际竞争力，改变目前在国际上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不利地位。

　　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相对较高碳密度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能源禀赋以高碳的煤为主，未来低碳技术战略储备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然而减排量背后蕴藏的实际上是未来的技术选择。我们现有的技术只能够对减排做出非常有限的贡献。在控排情景下，中国还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来支撑节能减排，包括能源生产、供给和使用的技术。这样的技术必须得到广泛地、大规模地运用，才有可能把碳排放量控制住。从现阶段看，其中有40多种是中国不掌握的核心技术。从未来的技术情景来看，中国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清洁能源，可能会遇到一些技术上的制约，导致未来这些技术的进一步部署和推广受限。
　　　　
　　石化行业排在第三　损失产值数千亿元

 

　　记者：中国要实现承诺的减排目标，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邹骥：从成本角度看，中国如果在2020年时达到碳排放减少45%的目标，则今后10年每年将多付出300亿美元的增量成本，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多负担64美元。如果把实现新承诺将造成的潜在宏观经济损失、特定行业的失业以及提高贫困弱势群体的生存成本等因素计算在内，则中国需付出的代价更为巨大。

　　从GDP损失角度看，利用我们项目组开发的动态模型模拟得到的2020年GDP损失分别是3384亿元和5862亿元（按2005年不变价计，分别占当年 GDP的0.64%和1.11%）。可以看出，中国公布的40%～45%碳减排目标，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需要经过艰苦努力“跳”起来才能达到。除了考虑减控排目标直接带来的GDP损失外，还需要考虑社会成本，以及减排过程中各种资源投入的机会成本。

　　记者：能不能具体谈一下石油化工行业受到的影响？

　　邹骥：我们课题组利用动态模型对重点行业的产值损失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损失产值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如果单位GDP碳排放在2020 年比2005年分别下降40%和45％，损失产值高达1995亿元和3528亿元，产值损失比例分别是3.84%和6.79%；其次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值损失分别是1842亿元和3142亿元，但其产值损失比例在所有行业中最大，分别达到14.13%和24.12%；产值损失排在第三位的是化学工业，损失产值分别是1394亿元和2430亿元，损失比例分别为1.25%和2.18%。

　　同时，当减排40%和45%时，与石油和化学工业相关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损失产值分别为989亿元和1747亿元；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损失产值分别为188亿元和310亿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损失产值为254亿元和450亿元；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产值损失分别为34亿元和60亿元。坦率地说，石油和化工行业的产值损失很大。

　　记者：石油和化工行业具体将要承担多大的减排份额？

　　邹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刚刚结束，此前大家的注意力主要在中国的整体减排目标上，对于各具体行业的单位GDP碳排放指标分配额国家尚未公布。我们课题组也还在计算，目前尚没有具体的数字。可以确定的是，未来这个指标将会纳入中国的发展规划。今年6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会议上已经提出，“要把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法律、经济、科技的综合措施，全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