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整个钢铁行业陷入困境,钢铁国企境况尤为严峻。近日,一则关于山东钢铁集团将裁员万人的报道在市场疯传,去年保壳“卖子”,今年保壳“裁员”,陷入巨亏泥潭的山东钢铁处于危机之中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在困境中挣扎的钢铁国企还有很多。根据钢铁上市企业三季报,重庆钢铁、八一钢铁、山东钢铁、ST韶钢排名亏损额前四位,且都是国有企业。“钢铁业再不改革创新只有死路一条。”前不久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如是指出。国家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钢铁国企改革迫在眉睫,这些企业如果不转换机制,行业会越来越糟糕。
国企是行业亏损主力
中国经济时报:从公开的数据看,现在整个钢铁行业情况仍不太好,相比二季度,三季度虽有所回暖,但仍然不容乐观,前三季度11家亏损企业净亏损近6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亏21.52亿元。请你介绍下整个行业特别是钢铁国企是一种什么状况?
刘海民:目前宏观经济减速,加上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使得这个行业整体上挣扎在盈亏边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前三季度经济效益指标中,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的销售利润率只有1.57%,远低于全国制造业平均5.07%的水平,在41个工业行业排倒数第二。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特点是大企业经济效益低于中小企业。比如占全国钢产量80%的88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今年1—8月份累计实现利润162亿元,其中大部分是铁矿山及其他非钢行业创造的,而据国家发改委公布,规模以上钢铁冶炼压延业同期实现利润508亿元;换言之,88家以外的中小企业实现利润比大中型企业高一倍以上,而它们的销售收入没有88家多。大中型企业中,有七八家平均每月亏损亿元以上,有少数企业已经资不抵债,这主要是国有企业。如果从大中型企业中减去宝钢、沙钢等少数优秀企业实现的利润,钢铁国企整体上是亏损的。
中国经济时报:在你看来,钢铁行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国有钢铁企业亏损有什么特点?
刘海民:我认为,钢铁行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机制失灵所致。产能过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市场失灵导致产量过剩。其他行业产能利用率并不都比钢铁行业高,但它们的平均利润大部分能保持在6%左右甚至更高水平。这说明这些行业的自发调节能力强,基本没有企业甘做“赔本买卖”(准确地说是边际贡献为负仍不停产),那么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不会太低。
钢铁行业由于存在一批“做亏本买卖”的企业,而且这部分企业主要是国企,导致行业平均利润率降低,造成优秀企业也跟着受累。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是受工艺特征因素影响,例如高炉开起来不能停,暂时焖炉和完全停下来再开损失都很大。但是,一些企业某些钢材品种每吨售价才三四千元,全年平均每吨亏损达上千元,用工艺特殊性就很难解释这样做有合理性。所以我认为,根本上或主要是运行机制存在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过去也注意到一些国有钢铁企业越亏损越生产,这样的企业为什么不能退出市场?
刘海民:这就是因为市场失灵,同时这种市场失灵具有竞争尚不公平的制度背景。对上述现象,也不能简单地得出“亏损国企应该退出”的结论,原因是钢铁行业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建立起公平竞争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除了机制问题和体制问题外,市场竞争不公问题主要有哪些表现?
刘海民:钢铁行业是典型的二元体制:进入新世纪后,民间资本绕过国家投资管制投资于钢铁行业,民营钢铁利用其机制灵活、生产成本低廉的优势,从2000年占全国钢产量不到10%发展到目前占50%以上,在钢材深加工行业占60%以上。
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主要表现在:国企装备和产品质量好,基础管理规范,但历史负担重,机制不灵活,该发展时被投资管制政策束缚了手脚,而民营钢铁整体上在环保、产品质量、劳动者权益保护以及纳税方面尚不规范。比如民营企业在市场变差时可以给职工放长假(主要是农民工),国企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而民企方面则反映受到诸多不公平待遇,如国企在获得矿山资源、平价贷款、上市融资、政府补贴等方面占尽先机,而民企往往得不到上述呵护,有的即使合法经营也不被承认(如绕过核准制的“违规产能”).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破解钢铁行业存在的这些问题?
刘海民:钢铁行业改革的前提是理顺政企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很可能导致逆向淘汰。处理不好政企关系,国企仍作为政府附属物,政府对其横加干预,民企也不会愿意与之搞“混合所有制”。
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应该把环保排放和产品质量作为两项硬性指标,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应该相同标准,严格监控。再有,还需要建立一种市场退出机制,一种通畅、进退有序的市场环境,妥善解决退出企业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理等问题。钢铁企业规模都很大,职工动辄几千几万人,退出决心确实难下,但对一些企业来说无可选择。有进有出,这个市场才能良性运转,产业才能不断进步。
中国经济时报:钢铁行业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应该怎么做?
刘海民:其实钢铁行业已经有混合所有制成功的范例。比如唐钢的一些子公司是收购并控股的民企;唐山国丰大家都认为是民营钢铁,其实它的最终控制方是央企中旅集团;中信泰富是央企中信集团的香港上市公司,其旗下的兴澄特钢是收购来的民企。这些企业,国企只控股和实施监督权,运行机制还是原来的,不存在根深蒂固的“国企病”。
我们推进“混改”,首先必须弄清“混改”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把国企目前的僵化机制转变成适应市场配置资源的民企机制,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薪酬能升能降,产线能开能关”,目标是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而不是简单地扩大国企的地盘。
中国经济时报:通过兼并重组能否达到推进“混改”的目的?
刘海民:通过资本市场搞兼并重组是一个重要途径。目前大型钢企都是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以股权换资产的方式兼并民企,可以有效地减少同质化竞争,提高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但这样做的前提仍然是转换机制:如果不转换机制,一是民企不愿意加盟;二是即使加盟,国企存在的效益软约束,会倾向于把盈利业务板块的利润优先用于救助集团内亏损板块,结果是资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同时也使该退出的业务不及时退出。这种现象近几年在国企表现得很充分:一些拥有铁矿山的国企,以矿业赚取的利润弥补钢铁生产环节亏损,实际上如果停止生产钢铁直接卖矿石,要比生产钢铁赚钱多得多。所以说,如果国企不转换机制,越兼并重组,行业就越糟糕。
来源: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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