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称，限制中国的煤炭使用将决定中国政府最近作出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中国近来承诺到2030年使其碳排放达到峰值。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中国对煤炭使用的限制将是世界能否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的唯一最重要因素。但是，中国限制煤炭使用的做法可行吗?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11月25日报道，这正是日前由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主办的一次活动讨论的主题。大家的共识是这种限制是可能的，而且最近的积极迹象表明，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尽管如此，要确保中国的煤炭使用很快达到峰值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国际项目负责人杰克·施密特说，中国的煤炭使用将决定其提出的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能否实现。施密特反驳了那些认为2030年的目标将使中国未来16年“一切照旧”的人，指出大多数此前的研究都预测，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中国将在2040年或者2050年达到排放峰值。

　　报道称，中国近来采取了更认真的环保措施，这一趋势令施密特感到鼓舞。公众对空气污染的愤怒使得忽略这个问题的政治风险加大，施密特称中国公众的情绪是政府采取政策措施解决煤炭消费水平和总排放的“唯一最重要动力”。由于这种新的公众压力，施密特说，辩论已经从中国的煤炭消费是否会达到峰值转向这一消费将在何时达到峰值。他说，国务院新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一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使煤炭消耗量达到42亿吨的峰值。

　　尽管如此，2020年的目标不一定是煤炭使用的最终限额，而只是2020年的排放目标限额。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希望鼓励中国在2016年提出的第13个五年计划中设定一个煤炭使用上限。据施密特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高级顾问杨富强说，中国官员日益认识到，即便仅仅是为了消除公众对污染的愤怒，设定煤炭使用上限也是必要的。正如杨富强指出的那样，中国的PM2.5污染有62%来自煤炭的使用，而PM2.5污染是笼罩许多中国城市的雾霾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如果不减少煤炭的使用，就没有办法有效地解决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

　　报道称，尽管这一努力需要国家官员的参与，但杨富强认为，地方官员对于中国在减少煤炭使用和整体排放上能够走多远也发挥着同样至关重要的作用。杨富强说，中国将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命令，而且需要自下而上的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如果不设定单独的省级目标，要执行国家对煤炭使用的上限将是困难的。此外，随着公众的不满情绪迫使中国污染的沿海地区减少煤炭使用，煤炭使用很可能向西转移，从而使中国整体的煤炭消耗水平保持不变。杨富强说，西部地区现在也需要设定煤炭使用目标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报道认为，还有许多外部因素会让政府在省级和全国范围内的考量变得复杂。对就业问题、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和中国的能源安全等问题的担忧，都可能让设定煤炭消费上限在政治上成为困难的一步。杨富强说，仅仅动用行政机制还不够，中国需要利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因素鼓励公司不再使用煤炭。正如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胡涛指出的那样，如果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中国今天的煤炭价格比2006年更便宜。因此毫不奇怪，各公司继续使用便宜和储备丰富的资源，而无视所付出的环境代价。

　　有人建议中国对煤炭制定资源税。中国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中国将从2015年开始征收这种税，但是征收标准各省将有很大不同，从最低2%一直到10%。更严格的税收体系将改变煤炭价格，从长期来看也将改变中国的煤炭消费曲线。胡涛认为，即使长期的措施也将带来立竿见影的影响，如果投资者认为从长期来看煤炭将是比可再生能源更糟糕的选择，那他们现在就会改弦更张。这种市场驱动的决定将帮助创造一种政府政策和商业决策之间的良性循环，这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减少煤炭消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