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一词最早为外界关注，始于国家领导人去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的相关讲话。此后各方纷纷就此进行评论。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要求，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此次会议的说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在诸多观点之中，“三期叠加说”是有关经济新常态较受追捧的解读。具体而言，就是说我国目前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状态。

　　过去一年，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莫不真切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压力。在2014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坦言，取得7.4%经济增速非常不容易。说到经济环境时，他甚至用到“严峻”一词。

　　其实，这种严峻性在地方层面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有12个省份未完成 GDP目标，2013年为17个，而2014未完成预期目标的省份数量更是急速攀升。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省份2014年经济增速已经跌破5%。为此，绝大多数省份纷纷下调2015年经济目标，一些省份也试图淡化增长目标。

　　曾几何时，GDP崇拜是地方政府官员的特殊情结。尽管这一指标本身具有明显的缺陷，比如没有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也没有反映居民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更没有反映公共服务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对于GDP，他们始终难以割舍。从某种角度来说，GDP此前早已超越经济概念。

　　目前来看，即便不破除政绩考核的“唯GDP论”，要保持过去双位数的高速增长已无可能。早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中国社科院去年曾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中国潜在增长区间为6.4%至7.8%。在其看来，人口红利的终结、传统工业化扩张阶段的终结以及低成本国际竞争模式的终结，倒逼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路径转换。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这客观上奠定了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发展却是以低端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取胜。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高消耗、低效率、不协调的粗放式增长的弊端也不断凸显，环境污染和产能过剩正是这种发展模式的特殊产物。

　　雾霾频繁让人们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注定不可长久。事实上，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但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全面创新势在必行。

　　在环境污染之外，如何化解产能过剩也是当下经济转型发展中一件棘手的事。产能过剩是个老问题，但除传统产业之外，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未能幸免。201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不仅如此，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对于问题的严重性，该《指导意见》也说得十分明白：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势必会加剧市场恶性竞争，造成行业亏损面扩大、企业职工失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

　　出于稳定财税基础、保护就业等方面的考虑，即使是对濒临破产的一些企业，不少地方政府此前也会对其施以信贷、财税等多方面的援手，尽最大可能维持企业生存，延缓落后产能和劣势企业的正常淘汰。与此同时，执法不力也产生了“惩优奖劣”的后果，在一些合法合规企业缩减产量，勉强支撑的情况下，一些社会资本还能够一拥而上“从容”扩大产能。

　　从化解产能过剩的问题考虑，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而政府则要强化环保、安全等标准的硬约束，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要严惩重罚。不过若要形成上下合力，则需把经济发展质量、资源能源消耗和人的全面发展情况等指标一块纳入地方考核范畴。

　　由于增长中枢下移已是大概率事件，这必然造成财政收入的下滑。但从积极的意义来说，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当然，从新常态经济的发展来讲，我国政府财政理应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因为这不仅可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和界限，还符合中央要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的诉求。

　　新金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