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业主方希望与EEF Fund以及碳资金市场有限公司在当天下午约访商讨,但得到的回答是,“这两家非常受欢迎,访谈表时间已经约满了”。
上述两家金融机构均投资于CDM项目。
兴业银行(601166,股吧)深圳分行公司业务部的张晓文同日告诉本报记者,在联合国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冷待CDM机制前景之后,业主方向银行寻求包括CDM在内的清洁技术项目融资冲动,并没有冷却。“我负责这项业务,若数字有所变化,我肯定知道。目前一切如常。”
尽管包括法国巴黎银行在内的欧洲金融机构对中国CDM项目的保底价持保留意见,碳减排交易市场中最大的私营供应商英国爱斯凯碳基金(Icecap ltd)以及其他手握资金的英资机构还是选择此时加码下注中国。虽然,风险胃口确实正在变小。
“我们希望能在中国成立人民币的私募基金,来投资于中国的CDM项目。”爱斯凯中国区首席代表黎东向本报记者透露,该公司已成功投资于全球最大的煤层气发电CDM项目——位于山西晋城寺河煤矿项目,该项目还有两个月就能产出CER(核证减排量)。
此外,为了进一步获得其他有潜力的CDM项目,黎东表示,该公司期待中国政府放宽对境外资本投资CDM项目的限制。
但目前“空气买卖”的市场冷热不均。资金更多涌向成熟的CDM项目,中国政府目前批准的CDM项目,在联合国获得注册和签发的比例仅有15%和3.75%。
风险偏好下调
山西晋城寺河煤矿项目建设于2007年,在2009年2月正式投产,拥有120万千瓦的装机规模,安装了60组1.8万千瓦燃气内燃发电机组与12万千瓦的余热发电装置,吸引了世界银行原型碳基金、日本碳基金以及爱斯凯等共4家公司投资。
据了解,该项目在2009年4月获得联合国注册,但要在2010年3月方能获得签发的碳额度。联合国EB(审批CDM项目的非全职机构)在CDM审批和签发上的低效率,反过来会让已经或即将投产CER的CDM项目奇货可居。
“目前中国有数目众多的风电CDM项目根本找不到买家,2012年后的CDM机制的不确定性让投资者寻求CDM以外的碳金融渠道。”法国巴黎银行碳金融董事Jean-Christophe Bougle如是告诉本报记者。
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发改委为CDM项目设置的最低价也并未在此时有所助益。“最低价门槛在过去一段时间保障了中国CDM项目业主的利益,促进了这一市场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现在没人知道2012年后是怎样的光景,欧洲投资者开始抱怨发改委的最低价对比国际市场的均价折让得太小。”
28日,碳资金市场有限公司碳流程管理中国首席代表乐健宏对齐集一堂的中国CDM项目业主直言,公司只寻求对发展进入中后期项目的投资。
“这与买房子的道理不一样,在物业税空转在即的传言下,投资者会倾向于认为投资优惠政策即将结束,目前投资会比以后投资成本更低,但在CDM市场,2012年后一切有可能不复存在,即使处于发展初期的CDM项目以低价找来投资,发改委也对削价行为不闻不问,投资者仍然不会投资于最终可能变为零价值的CDM项目——我们需要现在就有CER产出的项目。”黎东说。
公开资料显示,爱斯凯当前已管理着三只拥有4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基金。在CDM机制在2012年存续与否的疑问下,该机构与其他选择继续投资于中国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一样,倾向于投资已经进入项目成熟期,产生CER的CDM项目。
中国CDM审批遇阻
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转向,成因其实相当明朗。
根据深圳国际能源与环境技术促进中心副主任兼国际协调员余元旗的说法,在联合国层面,中国CDM项目的审批遭遇明显延滞——截至1月28日,中国政府已批准的CDM项目达2327个,但在联合国已注册的中国CDM项目,却只有701个,已获CER签发的中国项目更只有174个。
“以中国政府批准的CDM项目为基数,只有30%与7.5%的项目分别得到联合国注册与签发,而以国内申报中的项目为基数看,中国政府只批准了其中一半,这意味着在联合国层面得到注册和签发的项目,分别低至15%与3.75%。”余元旗28日说。
事实上,根据标准普尔全球碳市场董事总经理Michael Wilkins透露的统计数据,同样作为CDM机制的主要受益国,中国在风电的CDM项目81.4%的成功率低于印度(88.7%)与巴西(88.8%),工业领域的可再生能源CDM项目成功率只有62.8%,也明显低于印度的77.9%,水坝CDM项目的成功率亦低于印度。
这从另一层面说明了联合国审批中国CDM项目的顾虑,但亦有利益相关方将审批延滞归咎于联合国EB与CDM机制的诸多问题。
“EB只是一个临时性机构,这造成其透明度缺乏,政策发展缓慢,中国风电CDM项目受到的打击就是一个例子,这表明EB与中国电(600795,股吧)力主管部门缺乏流程沟通,也不了解中国的电力机制。”安永实国际律师事务所上海常务董事Peter Corne告诉本报记者,联合国EB必须进行机构改革,去除死板的人事限制,引入更多专业领域的专家,来适应CDM机制演进改良的需要。“EB也要改变目前过分政治化的取向。”他说道。
余元旗更指责,联合国EB对CDM项目“额外性”的审查,令游戏规则进一步变得扭曲。“没有什么价值的HFC(氢氟碳化物)与N20(过氧化氮)目前占CDM项目数的3.5%,却产出了55.6%的CER!其实这两种气体通过工业火炬就能无害销毁,根本不应占据如此多宝贵的CER额度。”他指责称,这些不具有环境效应的CDM,充当了驱逐包括风电在内的优质CDM项目的劣币。
来源:21世纪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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