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经济运行相对最困难的一年，但也是“走出困局”的关键一年。中国经济正“逼近最坏，靠近光明”。

　　近期，一些境外机构和媒体最近唱衰中国经济，质疑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已经搁浅失败。真是这样吗?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国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同比升幅较12月明显下降;1月份通胀率的升幅低于市场预期，为2009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近三年来已在持续下降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1月份同比下降4.3%，为2009年末以来的最大跌幅。

　　最近开幕的两会已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7%左右，这是继近25年来最低水平的2014年7.4%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调。

　　显然，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下行压力。

　　首先是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危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再“火爆”，反而“坠入谷底”，更多的人担忧房地产的急速降温将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

　　此前，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张欣在参加瑞士贝拉维什(NarimanBehravesh)指出：“中国正在经历楼市危机，导致增长放缓，我们并不清楚这种情况将于何时结束。”

　　在经历长达10年的房价狂飙后，中国楼市“急刹车”，房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下滑。

　　过去几年，为了令市场降温，中国推出了包括限制购买第二套和第三套房在内的限购措施。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和中央政府态度的变化，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选择取消限购。

　　房地产建设占到中国整体经济规模的四分之一左右，比过去十年中美国、爱尔兰或西班牙房地产泡沫最严重时期的比例还要高。

　　近十年的狂热建设导致严重产能过剩，大片的空置公寓楼群环绕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的边缘，但房价却在过去的十年里脱离地心引力式的疯狂上涨。

　　一旦房地产开始收缩时(最早可能发生在今年)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下跌可能还会猛烈得多，中国可能迎来一波破产潮，而且很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其次是出口竞争力减弱。根据欧委会第1421/2013号法规，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被排除出受惠国行列。欧盟对华所有产品普惠制“毕业”，意味着对欧盟出口将增加6%左右的运营成本。

　　普惠制是工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关税制度，当受惠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显示较强竞争力时，其优惠资格即取消。

　　据悉，中国普惠制原产地证书和区域性优惠原产地证书的平均关税减免幅度在6%左右。自1996年以来，欧盟已多次缩小我国输欧产品享受普惠制待遇的范围。

　　根据201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欧盟普及特惠税制度(GSP)修订案，我国受惠产品范围由11大类商品缩减至5大类，受惠产品种类仅占欧盟普惠制给惠产品种类的6.82%。况且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输欧产品将全部不再享受普惠制的最惠国待遇。

　　中国劳动力和生产成本的激增已经让中国制造优势不再，很多外企已经或正在打算关闭在中国的加工厂。还有中国的通货膨胀数字跌至五年最低，价格增长下降，生产公司已经开始承越来越大的通缩压力。

　　与此伴随的是，中国政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难题。2015年初，中国多地公布了2014年财政数据，北京、浙江、内蒙古等地的财政收入增速已降到10%以下，绝大部分省份较2013年增速有所下滑。

　　而3月5日公布的财政预算草案中，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6%，这也是23年来这一数据首次跌入个位数。

　　据德意志银行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税收的增加仅仅有百分之一，一些地方政府的税收还会减少百分之二，这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重危机。

　　其直接原因是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危机，2000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出卖地皮，现在地价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也下降了。

　　此外，资本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离开中国。

　　多年以来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年年增加，但2014年尽管有外贸出超，中国的外汇储备却出现略微下降，显示出资本离开中国的迹象，根据高盛银行的计算，自从2010年以来，离开中国资本和进入中国资本之差为3000亿美元，也就是说有大量资金离开了中国。

　　随着中国楼市泡沫即将破裂，中国的有钱人无法再通过影子银行迅速获利。很多人还面临着当局对腐败的持续打击。与此同时，经济放缓使单向投机人民币的吸引力下降。因此投资者转向海外寻找资金避风港。

　　从服务业的贸易数据中可以看出资本外逃的新渠道。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1980亿美元，比2013年高59.1%。2014年第四季度的服务贸易逆差比2013年同期高170%。

　　同样，通过服务业进行的资本外逃也日益增多。平均算来，每个季度的服务业资本外逃金额已翻了一番多，从2009年的400亿美元增至2014年的960亿美元。

　　中国一些银行业人士在如何逃避资本管控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坦率。目前，中国外汇监管机构对咨询和服务费所要求提供的文件是最少的。上海一家外资商业银行的职员告诉记者：“只要我们的客户认识一家愿意开具发票的海外公司，准备证明材料是很容易的。”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相关银行估计，高达40%的大额服务交易并不涉及实际服务。这意味着，在所有服务费中，将近2000亿美元实际上是永久性的资本输出。这一数字在2015年可能会翻番。

　　但所有这些逼迫中国经济下行的因素都不如债务危机来得可怕。

　　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债务水平增加很快，根据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最新报告，中国总债务相对GDP的比例已经从2007年的144%激增到了现在的282%，换句话说在过去七年里债务增加了一倍，相当国家一年半的经济生产总量，这个数字凸显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

　　目前，包括政府、银行、公司和私人债务在内的中国总债务水平相对GDP的比例已达到282%之高，首次超过美国，自2007年以来的债务增加占全球债务增长的三分之一，远超过中国经济的增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债务中，私人、非金融机构和政府的一半债务直接或非直接和房地产有关，其中地方政府的借贷增长最快，多是可能无力偿还，约三分之一的这些债务由影子银行提供。

　　显然建太多、借太多已让中国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巨额的债务，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在不断放缓，而债务依赖却在不断增加，最终导致违约浪潮的可能难以避免。

　　中国总债务相对GDP的比例已是发展中国家里最高的了，也比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要高，显然中国正面临重大风险，至少是经济有可能显著放缓，中国政府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测实际上已经表明不会采取大规模措施刺激经济，同时中国领导人已暗示担心经济增长加速放缓可能引发失业率上升和社会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7.1%下调至6.8%，高盛、世界银行等也作出了类似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计中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低于印度，这将是数十年来的首次。

　　MFI首席经济学家江勋认为，从中国宏观经济系统运行模式出发，从中期危机中剥离出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这个强大的因子。这样便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正“逼近最坏，靠近光明”。

　　经济系统的自紧缩进程正进入最痛苦阶段，并引起了当局的警觉。这个螺旋式的自紧缩，是经济周期与偏激的宏观干预相叠加的结果。

　　可以从特定历史条件下去理解改革的困境，不过，越激进的改革可能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误解越深，我们更要关注这种失误的演化方向。

　　从政府工作报告“稳预期”并加大公共产品(铁路、农田水利等)投资，财政部批复3万亿地方债置换额度看，严苛的宏观管控正在逐渐松口，骑虎难下的中央政府开始让步。

　　这首先会修复市场预期，但修复经济系统的预期，尤其是地方平台及商业银行的预期，恐怕还要时间。

　　以3万亿地方债置换为例，它实际上只提供了一个解决框架，尚需要设计超过2万亿的救助方案，需要央行的无私配合，而对执行“中性货币政策”的央行来说，恐怕没这么容易将就，央行可能宁愿动用常规工具如进一步降准。

　　因此，这只是迈出矫枉过正的第一步，需要抱以务实的态度。尤其考虑到其他两个因素：首先，反腐败进入最深的水域;其次，经济的周期下行还没有企稳。

　　尽管出现了PMI指数的反抽及1-2月出口15%的增速，它们主要说明的是大宗商品超跌补库的逻辑及美元集团以外经济体的初步回暖，可能其中还兼有资本外流的成分(导致出口数据及订单造假)。

　　可以这样理解，当下中央宏观管理政策的边际放松仍是量的，不是质的，有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波动率，尚不能引导新的周期。

　　但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指出：去年我们国家面临持续的下行压力，我们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而是主要靠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也为今年可能遇到的更大困难预留了政策空间。

　　“很多财税、金融政策，宏观调控工具，我们还没有完全使用。如果遇到更大困难，我们会出手的。”

　　那么如何才能“顶住压力”呢?从政府报告中可以解读出这样两个顶住压力的策略：一是加大财政及货币政策调整力度，二是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

　　综上所述，2015年是中国经济运行相对最困难的一年，改革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成为主要“拦路虎”;但也是全面深化经济改革、“走出困局”的关键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