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热点，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意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政商关系这一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又移至舆论氛围更加开放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3月26日下午，本次年会的第二场分论坛即是《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 相忘于江湖》。

　　“新中国成立65年来，我们觉得中国政商关系处理好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们提出来‘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这要走很长的路。”在博鳌亚洲论坛这个更加开放的平台上，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大胆”谈起自己对政商关系的整体性认知。

　　在保育钧看来，之前的政商关系之所以处于焦灼状态，原因不外乎权力、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又没有相关制度约束，官员才会以权谋私。解决的办法自然是依法把权力管住，制定权力清单；另外也要发挥社会组织、商会的作用，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

　　已在福建多年的台资企业冠捷科技始终都是电脑作业，讲求自动化、透明化，海关甚至就在其工厂上班，但冠捷科技董事长宣建生并不否认当初恶劣的政商环境。他说，建厂初期，沿海设厂走私、逃税其实很多，冠捷科技却没有在政商关系上出问题，就是因为严控底线，把自己的“功课”做好，社会责任做好。“我们知道如何约束自己，知道哪些是绝对不能碰的。”

　　在中国颇具知名度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接过话茬。在他看来，政商关系任何社会都有，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现在讲政商关系光讲负面的，其实，日本、韩国、台湾等地早期都是靠紧密的政商关系才赢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要转型，不转型就麻烦了。”郑永年认为，政商关系转型的关键是要确定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不仅仅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还要把政治关进笼子”。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认为，政府和企业之间一定有关系，关键的是应该分清每一个不同的领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超过边界的就是违规的，所以制度建设很重要。

　　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的观点倾向于政商关系不正常是因为体制内的权力越来越大，他说，以前相当一段时间里资源开始向体制内回流，越来越多市场创造的价值让权力去配置。这个阶段“消极腐败”开始产生了，“以至于那个阶段不少企业家非常苦闷”。

　　如何才能建立君子之交的政商关系？有没有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看来，中国的土地、重要资源等属于国家，这种制度也决定了中国的政商关系与其他国家不一样。

　　龙永图说，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不但掌握资源分配，也掌握了很多审批权。也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企业家跟在政府官员的屁股后面，肯定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

　　他回忆说，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就是要让政府逐渐放权，至少符合世贸组织最起码的要求，但要让政府官员放权，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

　　龙永图提出，建立政商关系的新生态，关键是两条。第一条是先建立平等的政商关系，政府官员不能占有大量的权力，因此必须要简政放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就承诺搞市场经济，要有国民待遇，所有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大的企业、中小企业一律平等。“一律平等就能够使权力的分配和行使上公平”。

　　第二条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就是所谓透明度的问题，中国也向世贸组织承诺了透明的原则。如果这两条都解决了，政商关系就会比较正常了。”龙永图说。

　　郑永年对此补充道，法治也好，商会也好，政商关系还是应从人性出发，要解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利益分配问题。“如果不能给政府官员足够利益的话，他肯定是会去腐败。”他认为，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值得中国借鉴。

　　郑永年还指出，制度设计一定要讲人性的弱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设计的制度都依赖对人性光辉无限放大，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在董明珠看来，国家要解决腐败问题，需要加快制度建设，重建官商关系，厘清政商边界。“是服务关系还是利益关系？如果还是利益关系，腐败一定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