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山企业、自有矿山的钢铁企业呼吁已久的铁矿资源税调降，终于在2015年5月1日开始实施。

　　虽然对上述处于进口矿大幅降价和钢市持续低迷夹击下的企业而言，这一政策力度可能有限，但毕竟体现了财政部对资源税的重视和调整思路。

　　面对经济下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本不应局限于扩大开支、刺激投资，灵活有效的税收政策调整，更是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资源税还大有文章可做，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此次降低国内铁矿山资源税，应该仅仅是开始。

　　虽然国内铁矿山因资源禀赋不佳、本来竞争力不强，但实际税负仍然高于国外平均水平，税率和征收方式不合理、不公平问题也十分突出。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矿种之间，缺乏合理的税率结构、乱象丛生。

　　尤其突出的是，铁矿石资源税的计征方式，是按所采原矿而非所选精矿吨位征收。从而导致越是品位低的贫矿、税负越重，不但违背了按资源贫富制定级差税率、贫矿轻富矿重的自然和国际通行规则，加剧了税负不公平，还对企业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无异于鼓励采富弃贫浪费资源。

　　企业除历年通过国土资源及税务系统不断提出意见外，15年前新华社曾为此发过内参;10年前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国家矿产资源规划时，也曾指出此种征收方式对资源合理利用的副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贸易铁矿石价格大幅波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因应市场变化，对铁矿资源税、出口税及时进行了调整。既增加了财政收入，更发挥了税收对资源有序开发的引导作用。对比之下，面对大幅跳水的铁矿石进口价格，理应及时、适度提高进口铁矿石的税负，不但可以减轻低价进口矿对国内矿山的冲击;弥补由于国内铁矿石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减少;更重要的是可借助进口矿增税、调节使用不同矿源国内钢铁企业的税负，引导钢铁产业的布局和调整。一石三鸟，何乐不为?

　　中国钢铁产业的布局，按铁矿石来源区分可划为两大类：以使用进口矿为主的沿海企业、和主要使用国产矿的企业。当然随着规模扩大和矿价变迁、只有少数企业可以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

　　目前的布局是历史和市场形成的，也是大体合理的。十年前制定的钢铁产业政策参照的是日本经验，过度鼓吹沿海布局和提高集中度，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拥有内部铁矿资源、存在钢材区域市场、钢铁产业对地方经济起重要作用等实际情况。

　　引导钢铁产业布局，既要看到钢铁业逐渐、适度向沿海集中的长期趋势，也要意识到这需要较长的历史过程、以减少损失和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不可一蹴而就。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各钢材区域市场内、铁矿资源附近，保留一定规模钢铁生产能力的战略意义。

　　而且从长周期看，进口矿价格、BDI指数、外汇汇率等影响国内外铁矿石比价的因素，依然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一旦形势逆转，过度依赖进口矿的产业布局就是重大的失误。对体量庞大、产业关联度高、在国民经济中有重要地位的钢铁业，我们应该有长远的眼光和战略，包括在进口矿价格低迷时提高其税负、不至过度冲击两类企业的竞争力态势和布局。

　　回顾历史，资源税领域的另一重大失误，是能源产品资源税的长期缺位和畸轻。以石油为例，石油的炼化环节并不盈利，盈利主要来自采油运营，目前对石油的征税税率在上调后也仅有6%。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煤炭行业，经济过热煤价疯涨时，煤炭资源税的税负和征收力度远远不够，导致部分地区的经济结构畸形。因此，一种可行的建议是，凡来自垄断或自然资源的企业利润，如通信电力、盐业、烟草，皆应以资源税形式收取。

　　改革无疑要触及既得利益。中国正处于除旧布新的转型期，国际经济环境千变万化，国内经济新老问题应接不暇。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调整，应具备足够的弹性和响应速度。在税收调整和税制改革方面，燃油税、铁矿石资源税、烟草税的调整，可以被看作是财税调整的果断出手，这也让我们对财税改革有了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