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首次提出的促进国际区域共同发展的大战略，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载体与高效方式逐步落实。我国钢铁产业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性发展新机遇，也必须直面随之而来的诸多新挑战。

　　无数经验表明，钢铁企业必须“内外兼修”，才能切实把市场机遇转化为发展动力和企业盈利。

　　“一带一路”上的钢铁机遇

　　在2014年全球粗钢产量排名前40的国家或地区中，中国大陆以8.227亿吨的产量遥遥领先，占全球粗钢产量16.62亿吨的一半。印度以8320万吨排名第4位，西亚的土耳其以3400万吨排名第8位，中亚的乌克兰以2720万吨排名第10位，中东的伊朗以1630万吨排名第14位，东南亚大国印度尼西亚以280万吨排名第38位。

　　从中国往西，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所需要的配套船舶建造及港口建设，还是由“陆上丝绸之路”所带动的铁路计划、机场项目以及公路延伸，乃至由此辐射的诸多电力设施扩容、房地产开发等项目，都需要规模庞大的高水平钢铁产业的强力支撑。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书中预测，在2010年~2020年，亚洲地区需要超过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按照2014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86667亿元(折合1.42万亿美元)所对应的7.38亿吨粗钢表观消费量，简单折算，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带动亚洲国家近42亿吨粗钢表观消费。

　　“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还将辐射到超过10亿人口的广袤非洲。非洲的土地面积约为302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上面积的20.2%，是世界第二大洲。由于历史原因，非洲钢铁产业发展进程缓慢，整个非洲60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的粗钢表观消费总量仅有3380万吨，仅占全球粗钢消费总量的2.2%，与人口占全球17%的大比例极不协调。人均粗钢消费量仅33.4公斤，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4%。

　　总体来看，比起亚洲，非洲的基础设施更亟待建设和完善。然而，2014年，非洲的两个主要产钢国家(南非和埃及)粗钢总产量合计仅1370万吨，远不能满足整个大陆的巨大需求，严重制约了基础设施、电力、房地产、加工制造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中非传统友谊的日益加深，以及中非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已经带动欧美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对非洲的政策，域外投资不断增加，促进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非洲的钢铁消费需求将持续增长。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的希腊等中东欧国家也将为中国钢铁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如比雷埃夫斯港扩建、中欧陆海快线等诸多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等大量用钢领域，甚至钢材(2102, 4.00, 0.19%)加工、机械制造等工业领域，都需要大量的优质钢材。在中东欧16个国家中，只有波兰(年产钢860万吨)、捷克(年产钢540万吨)、斯洛文尼亚(年产钢470万吨)、罗马尼亚(年产钢320万吨)等国家的钢铁能够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西欧国家钢铁产业则受到高成本、控能耗等因素的强力制约，而这显然会给中国钢铁产业带来良好的市场机遇。

　　钢铁企业“走出去”面临诸多挑战

　　在“一带一路”的最西端———欧洲，钢铁产业已经沦为夕阳工业，但在非洲、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还亟待发展。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印度粗钢产量在2015年超过美国(2014年粗钢产量为8830万吨)的目标，有学者预测印度未来的粗钢年产量可达到4亿吨。

　　卡塔尔(2014年的粗钢产量为300万吨，全球排名第37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14年的粗钢产量为240万吨，全球排名第40位)等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虽然不太适合发展钢铁产业，但看到本国以及周边市场的巨大需求缺口和市场潜力，这些国家都在努力扩大钢铁生产。随着伊朗遭遇的国际制裁逐步被解除，许多非洲国家的民族和解与经济重建进程也在加快，对中东和非洲的钢铁产业进行布局，将为这些国家赢得巨大的发展机会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和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钢铁产业经历过的此消彼长的发展规律一样，全球钢铁产业向消费集中地转移的趋势将掀起新一轮浪潮。我国近1亿吨钢材出口将面临消费地钢铁产业崛起的巨大挑战，而不断遭遇的反倾销也已经为我国钢铁粗放式扩张敲响了警钟。

　　虽然我国粗钢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一半的份额，钢材产品却主要集中在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建筑钢材等中低端品种领域。高强中厚宽钢带、特厚板、汽车用热镀锌板等高技术、高质量的钢材品种，与日本、德国等钢铁强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钢铁产业要想在“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巨大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或份额，无论产品提供还是产能转移，都需要首先进行“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与主动升级，既不能寄希望于把现有产能简单转移出去，更不能把低端产品随便销售了事。

　　另外，目前与“一带一路”战略直接相关的金融支持还明显不足，与之间接相关的金融支持能力也非常有限。中国发起的丝路基金初始资本仅有400亿美元，拥有57个创始成员国的亚投行也只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法定资本缴纳上限仅为1000亿美元，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还处在倡议研究阶段。此外，日本在今年5月22日宣布了今后5年大约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但此次资金规划只比5年前的类似计划增加了30%，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资金支持能力有限将制约“一带一路”战略规划项目的实施与落地，从而影响钢铁需求的有效释放。

　　我国钢铁产业须“内外兼修”

　　“一带一路”战略与1970年中国援建非洲坦赞铁路的时机、方式都完全不同，谋求合作项目的投资回报是现实的基本要求。中国已经从钢铁严重短缺的“超英赶美”艰苦奋斗时期迈入了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全新时代，中国铁路已经从40公里/小时的低速时期跨越到350公里/小时的高铁时代，中国的造船、电力、电子等诸多产业已经跻身全球先进行列。“一带一路”提出的惠及65个国家的互惠共赢合作倡议必将是顺应时代快速发展要求的新思路和新举措，高起点、高技术、高水平将是有关合作项目的共有基本技术特征，由此必将带动优质钢、特殊钢和不锈钢等高端钢铁产品的需求增长与产业扩张。

　　在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逐渐成为新常态，全球钢铁及原料价格已经下降约2/3，不排除未来有进一步降价的可能，在我国钢铁产业正经历转型升级的痛苦蜕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疑给我国钢铁行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与希望，客观上也坚定了我国钢铁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不过，无论生产型投资，还是市场型投入，基于2008年前中国钢铁企业蜂拥“走出去”购买铁矿资源的惨痛经验教训，不再财大气粗的钢铁业者应该不会再任性，而将在地域条件、资源禀赋、生产要素、市场辐射、人文环境、环保测评、政策支持等方面开展深入调研，做好前期准备与规划设计，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个投入项目。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管住国有企业在钢铁领域的“任性”投资冲动，“一带一路”大蓝图下的我国钢铁产业将迎来“走出去”的黄金时期。无论产品“走出去”亦或产能“走出去”，将不再有大量的盲目投资，也不会呈现众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不会出现纷乱的同质化扎堆竞争。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通过我国钢铁企业与海外合作机构的深入沟通与有效对接，一批技术水平起点高、投资规模精打细算、生产经营“内外兼修”的，印着中国标签的新型钢铁产业集群，有望推动我国钢铁产业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