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财政部牵头，工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参与起草的铁矿石资源税改革方案，落实过程中遇到业内巨大阻力。瞭望智库调研了解到，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铁矿企业又面临进口矿石的挑战，处境困难。专家认为，目前推进资源税改革的“窗口期”尚未开启，宜尽快出台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夯实行业基础，待时机成熟适时深化改革。

　　我铁矿行业遭遇进口矿石挑战，三成企业停产，进口依存度创历史新高。当下，国内铁矿石行业正经历着10年不遇的低谷期。自去年9月份起，国内铁矿石企业产量和投资双下滑，目前约三分之一的铁矿停产。这导致我铁矿石进口依存度在2014年达到78.5%的历史新高，同比上升9.7%。

　　资源税改革或增加铁矿企业税负。调研中，铁矿石行业希望政府借推进铁矿石资源税的契机降低行业税负，为企业腾挪出生存空间。不过，这与资源税改革的大方向相悖。中国矿业企业协会副会长雷平喜等专家表示，资源税改大方向是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通过加税促进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在当前情况下，可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税负。

　　与澳大利亚、巴西等富铁矿国家相比，我国是贫铁矿国家。与这些国家铁矿企业平均60美元/吨的开采成本相比，我矿企平均开采成本达100美元/吨，处于先天劣势，而税负相对偏高的后天不足又加剧了这一劣势。

　　根据当前政策，铁矿石企业在资源税上享受优惠，最初按规定税率的40%缴纳，在财政部2006年和2012年两次调高后，目前征收比也只达到80%。即使在优惠下，我矿企税负也是澳巴等国企业的五倍。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的数据，2013年我国32家大型矿山企业的总体税负为25.09%，而澳、巴等国际大型矿山的税负则为4%至5%。

　　瞭望智库了解到，为留给企业腾挪空间，财政部在新近推行的煤炭资源税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清理各地方与煤炭相关的行政性收费，而铁矿石将基本依据煤炭资源税改革的路径推进。但相较于煤炭，铁矿石行业的情况更加复杂，且收费在税负的比重较小。中钢协的数据显示，25.09%的税负中，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占8%，所得税和增值税占14.44%，其他税费仅占2.69%。“清费”并不能满足其对“腾挪空间”的需求。

　　针对以上问题，行业及专家形成“降税”与“推迟”两种观点。

　　中钢协财务资产部副主任陈玉千与受访的一线企业认为，可考虑将税负“空间”腾挪更大些，不仅清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性行政收费，还宜相应降低一部分资源税税率。先将资源税的征收比例下调到40%之后，再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认为，我国目前一些品位低的小矿山严重破坏环境，单纯因铁矿石行业处于低谷就整体降低税负，违背了资源税改革的初衷，会给资源税改全面推进带来障碍。可考虑暂缓铁矿石资源税改革的推出，等行业走出低谷时再考虑启动。

　　受访专家表示，有观点认为铁矿石资源税改革窗口期已开启，其依据是，资源品价格走低时退出改革，对价格波动较大的矿产资源的税收，改成从价定额征收。但如此认定窗口期有一定偏颇。在经济下行压力大，行业处于低谷期时，启动旨在提高税负水平的资源税改革，不仅不易达到预期效果，还可能加剧整体行业面临的困难。改革的窗口期应设在经济向好，行业发展势头好的背景下，而不是单纯依据资源品的价格来判定。

　　在推迟的同时，需尽快制定行业的中长期规划，规避行业的盲目发展。受访专家认为，对于我国铁矿石行业来说，根本问题不在税负，而在行业治理。我国铁矿石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国内矿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成本也远高出国际四大矿山，但铁矿石资源禀赋同样较差的美国、日本和韩国，却因很早就制定了铁矿石行业发展长期规划，成功避免下游钢铁行业受到资源禀赋的制约。

　　美国长期坚持铁矿石依存度不超过消费量四分之一的目标，成功开发利用了平均品位只有30%的低品位铁矿石。美国政府先后通过《国防生产法案》和《琼斯法案》，为铁矿公司发放贷款和对贷款进行担保;购买原材料和建立储备;在私人矿山和工厂安装设备;允许矿业和制造业资本投资加速折旧;保障铁矿石运输通道畅通等。日本和韩国从2000年开始，就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矿产资源战略保障计划，并入股了很多国际矿山。

　　我国在2012年由国土资源部牵头制定铁矿石行业的中长期规划，但最终没有成形。从2014年开始，工信部重新开始启动这一规划的制定，并有望在2015年内完成。

　　《铁矿石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涉及时间为2015年至2025年，将为行业设定基本的发展目标，并将确定中国的铁矿石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思路，为中国铁矿石的自给率设定一个下线，同时考虑研究确定一批国内资源储量大、生产水平高、节能环保符合国家要求的大中型矿山名单和接续矿山名单，并在资源配置方面向这些大中型矿山倾斜。

　　受访专家认为，尽快出台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比推进遭遇重重阻力的资源税改革更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