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钢铁工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仅从粗钢产量指标就可以看出其发展速度之快：1996年粗钢年产量突破1亿吨，2003年突破2亿吨，以后大约每两年增加1亿吨，2014年粗钢产量达到8.23亿吨。而在钢铁工业发展历史上只有美国、前苏联、日本三个国家钢产量曾达到过年产1亿吨以上，但也没有达到年产2亿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钢铁工业正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我曾经参与多个钢铁相关项目的决策、审批工作，对我国钢铁工业有很深的感情。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认为，回顾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程，有很多重大问题值得去认真思考。

　　大国崛起，钢铁工业功不可没

　　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钢铁工业功不可没，钢铁工业对国防工业、石油工业、造船工业、建筑业、装备制造业等都有很大的支撑与推动作用

　　虽然近年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和虚拟经济发展迅速，成了朝阳产业，而钢铁等传统产业似乎成了夕阳产业。但钢铁就像粮食一样，并不因为新兴产业发展变得可有可无，相反，钢铁和粮食虽不是新兴产业，却是常青产业，任何时候都离不了，钢铁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基础原材料。我国钢铁工业为支撑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毋庸置疑，我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这有力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显著增强了综合国力，支撑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必须看到，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钢铁工业功不可没，钢铁工业对国防工业、石油工业、造船工业、建筑业、装备制造业等都有很大的支撑与推动作用。

　　如果没有钢铁工业的支撑，我国造船工业不可能在全球占到那么大的比重。2003年我给中央领导写报告说要把中国建成世界第一造船大国，1975我国和韩国在全球造船工业的比重仅各占1%，日本占50%，欧洲占43%。2010年我国船舶完工量达到6560万载重吨，占世界造船市场完工量的43.6%，全球第一。当然从技术含量看，我国造船工业目前与韩国仍有差距，但如果按照技术含量折合成修正总吨，我国目前也是超过了韩国，这拉动了很多钢铁消费。如果我国没有如此强大的造船能力，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无从谈起。这些都与钢铁工业密不可分。

　　据了解，新世纪这15年内，我国生产了约70亿吨钢。没有这70亿吨钢，哪能建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铁路和高速公路?钢铁如同坚硬的骨骼一般，强力支撑着我国的大国崛起。

　　1949年我国只有15.8万吨钢，1978年全国钢产量刚过3000万吨。通过改革开放，宝钢建设投产，我国钢铁工业质和量才迅速发展。装备技术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国人曾把铁钉叫作洋钉，铁皮叫洋铁皮，钢铁产品长期依靠进口，直到2005年才从钢铁的净进口国转变成净出口国，成长为世界第一生产大国。钢铁工业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调整和进步。

　　宝钢建设，钢铁工业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钢铁工业最大的事件就是宝钢的建设，可以说宝钢的建成投产不仅使我国钢铁工业，而且使工业综合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国家计委老主任陈锦华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任上海市分管工业的副巿长，担任宝钢建设的第一任政委，他讲过宝钢建设上马下马的过程。在他所著《国事记述》一书中有记载。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决策了宝钢建设。

　　张国宝曾担任宝钢三期工程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宝钢一共建了22年，1978年开始建设，中间停了一段，后来又恢复建设，总共分三期。第三期投入最后决算是62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大的工业投资项目。他始终认为，宝钢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过程也非常不易。20世纪80年代，当宝钢建设暂停时，日本的设备供应公司要求中国赔偿，而中国企业认为日本公司要求赔偿不够友好，所以宝钢恢复建设时就敲打日本，把2050热连轧机改订德国设备，大概4亿美元，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订单。

　　后来，日本派了一庞大的代表团来到北京商谈此事。由于张国宝会日语，便给当时国家计委负责此项工作的赵东宛副主任当翻译。日本方面向我们道歉，说听说此事后，日本朝野都很震惊，没想到宝钢没有订购日本的设备，请求给日本一个机会。我们把这个情况整理了一个报告报给中央，毕竟日本新日铁曾帮助我国建设宝钢，综合考虑后订购了日本神户制钢的1900板坯连铸机。而2050毫米热轧机和2030毫米冷轧机都是德国的设备。

　　宝钢建设为我国钢铁装备国产化提供了很好的依托工程。宝钢一期所有核心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只有约12%的边角结构件是国产的;到二期时，改为合作制造，国产化率大大提高;到第三期，设备国产化率达到80%。有了宝钢的经验，后来又完成了像包钢改造、攀钢改造、曹妃甸建设等，我国钢铁设备基本上实现了国产化，钢铁工业整体水平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钢铁工业已达国际水平

　　自宝钢建设以来，我国的冶金装备不断创新，制造能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大部分钢铁产品都实现了国产化，技术上也逐渐达到国际水平

　　我国钢铁装备一直在不断进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反映钢铁工人的典型形象就是戴鸭舌帽、拿大铁钎、带防护镜在炼钢平炉前操作，钢花四溅，感到炼钢工人非常光荣。事实上在落后的平炉前工作非常艰苦，能耗高，效率低，质量差。我任发改委副主任期间还有大量平炉存在，原冶金部提出应淘汰落后设备，我们积极推动，平炉、300立方米以下高炉、30吨以下转炉等已逐步被淘汰，代之以4000，甚至5000立米高炉、板坯连铸连轧、精炼炉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连小方坯连铸机都不能生产，需要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矿山设备也极其落后，最大只能生产4立米挖掘机，电动轮车还不会生产。而现在56立米大电铲和320吨电动轮车都生产出来了。在八十年代列入国务院重大装备办攻关的12大成套装备中，有一套半与钢铁工业有关。一是宝钢成套装备，包括2050热连轧机、1900板坯连铸机、2030冷轧机等;另一套是千万吨级露天矿成套设备，我把他称为半套是因为千万吨级露天矿成套设备还用于煤矿、有色金属矿。主要内容是16、23立米电铲和108、154吨电动轮车。

　　自宝钢建设以来，我国的冶金装备不断创新，制造能力不断增强。世界最强的冶金设备设计制造企业德国西马克、德马克公司设计的轧机大部分也是分包给中国的一重等企业生产。我们还尝试了一些先进工艺和设备。例如太原尖山铁矿是中国第一个采用管道运输的，随后在云南大红山也采用了。先进装备对提升我国钢铁工业技术水平非常重要，正是由于有了先进装备，劳动生产率提高，能耗、物耗大幅度下降。才能提高产品的质量，研发先进技术和产品。现在钢铁价格指数在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大幅度提高了的情况下才只有1994年的60%，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很多企业根本无法支撑下去。

　　钢铁装备的进步和结构调整带动了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实现了不断进步，目前，我国大部分钢铁产品都实现了国产化，技术上也逐渐达到国际水平。产品方面像石油工业中的套管、能源行业中天然气长输管道用X70、X80钢、超低冷LNG液态天然气储罐钢板、LNG运输船用钢板等已实现国产化。一些特殊用钢材品种，如汽车钢丝帘线，悬索桥钢丝绳，矿井、电梯提升钢缆等，虽然国产化了，但质量还不稳定;技术方面像干熄焦、高炉煤气发电等都已广泛应用，焦炉煤气转化为天然气也逐步推广。有些还要摸索，像Corex，短流程炼钢技术并未像预期得到应用。当然，我国在高端产品、环保等很多方面仍有一定差距，如能源行业的700℃超超临界锅炉用钢现在还不能国产化，仍在攻关;很多钢企吨钢能耗等指标与国外也有很大差距。今后钢铁工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还要不断进行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满足新的需求。

　　结构调整，关乎企业生死存亡

　　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首钢搬迁、广钢关停等，都碰到很多棘手问题，经历了痛苦的过程，但这一步必须要走

　　关于我国钢铁工业的结构调整，我经历过几个大的钢铁企业重组和建设事件，虽然过程曲折，却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中国钢铁工业以前基本上都是依托大城市发展起来的，而且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随着城市功能不断拓展，钢铁厂成为城市的污染源之一，对当地环境影响很大。例如首钢，以前地处上风上水，早期北京的雾霾虽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广泛关注，但北京用水已经颇为紧张，对北京环境有很大影响，因此国家希望进行调整，首次提出首钢搬迁问题。

　　首钢是我国最早进入年产千万吨级钢的企业之一，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技术上看，在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想将这样历史悠久的钢厂搬离北京，难度可想而知。此外，首钢还涉及到约10万人的就业和北京市20亿元的税收，因此在很多方面大家认识并不一致。

　　张国宝建议搬迁，提议首钢总部和科研销售这些无污染的部门可以继续留在北京，有些装备制造也可以不动，以减少搬迁的难度。主要搬走高炉、炼钢这些污染较大的环节。但是当时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认识不一致还是搁置了。后来因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大家对环保的认识发生转变，才统一了思想，下定决心搬迁首钢。张国宝曾担任首钢搬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照顾北京市和首钢的一些要求，尽可能减少搬迁的阻力，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顺义建设冷轧厂保留一部分生产能力，可以安置部分就业和保留一些税收。国家也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首钢搬迁。首钢搬到曹妃甸以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尽量协商首钢和唐钢两家联合起来，就是现在的京唐钢铁公司。

　　宝钢重组广东钢铁工业比首钢搬迁还要复杂得多。宝钢集团早就有建立沿海钢铁基地的计划，而广东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省，从省外进口的钢铁占了总需求的80%。省领导和本地钢企韶钢、广钢希望进一步扩张生产能力。广钢在全国算不上大钢铁厂，但当时在广东省，尤其在广州市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时钢铁工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提高产业集中度已迫在眉睫，如果新建湛江基地就必须淘汰落后产能，进行等量置换，即关停广钢、珠江钢厂，重组韶钢等。

　　但由宝钢重组广东全省钢铁工业，这让很多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广钢、韶钢在全国算不上钢铁大厂，只有重组才能发展。经过很长时间的协商，最终宝钢同意出资进行重组，但人员安置宝钢担心摆不平，由地方政府负责安排，这叫花钱买平安。广钢、珠钢等热加工全部关停，转成钢贸企业。两个大钢厂关停五百万吨左右的产能，再加上其他小的钢铁产能，总计约1000万吨，完成了宝钢湛江基地建设需要压缩产能进行等量置换的目标。

　　在宝钢重组广东钢铁工业的同时，武钢也希望在广西沿海建设钢铁基地，否则武钢处于中部，仅进口矿石的运输费用一项就难于与沿海钢厂竞争，广西也提出要建设现代化钢铁基地的要求，并提出广西也是民族自治区域，为援越抗美、自卫反击战做出巨大牺牲，经济发展滞后，政府应优先支持广西发展。

　　宝钢的湛江基地和武钢的防城基地交织在一起，只批其中一个都说不过去，在产能过剩担忧的情况下更难决策。于是，我们提出让武钢来重组广西钢铁，这涉及地区布局的结构调整。过去很多钢铁厂是就依托铁矿石资源而建，现在我国80%的铁矿石要从国外进口，内陆与沿海钢厂相比运输成本要高很多，所以都希望在沿海寻找新的生产基地。于是我和武钢领导商谈，建议把湖北省的钢铁产能淘汰一部分，同时将柳钢调整也都考虑进去。从结构调整来讲，可以通过建新基地，将小的落后产能淘汰，达到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

　　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淘汰落后产能，地区布局重新洗牌后，作为劳动密集型和产业带动性的冶金行业，大量从业人员需要安置。比如宝钢重组上钢，宝钢当时只有两万人，要解决上钢一厂到十厂约20万钢铁工人的就业问题，过程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后来坚决地迈出了这一步。宝钢将原来的老厂重组，有的专门去做不锈钢，有的改去生产板材，有的去生产线材如钢丝帘线等，逐渐把老钢铁企业进行彻底改造，这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重组总会遇到各种困难，比如杭钢重组。杭钢位于杭州半山区，杭州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半山区虽然不是核心景区，但把钢铁厂放在这个地方已经显得不够和谐了。而且杭钢和广钢类似，只有300立方米左右的高炉，虽然经营还不错，通过做房地产等产业总体效益较好，但和现代化钢铁厂的要求相比，已经落后。当时我们希望杭钢把宁波钢铁接过来，直接搬到宁波。后来因为杭钢有不同意见，其实是不愿离开杭州，就拖下来。但是现在还不得不走这条重组路，因为明年G20峰会在杭州开，今年年底杭钢必须全部关停。

　　讨论结构调整，不得不提特钢，特钢企业的崛起为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攀钢、太钢不锈、东北特钢、酒钢不锈等特钢的建设我都亲历过。例如，当时我国不能生产石油钢管，建设了天津无缝钢管厂，主要设备都是引进的，过程很艰难，虽然填补了我国不能生产石油钢管的空白，但期间因经营严重亏损问题曾考虑过让宝钢兼并天津无缝钢管厂。

　　吴邦国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不久，就率中央有关部委去天津处理天津大无缝的问题，上午刚谈妥由宝钢兼并重组天津无缝钢管厂，中午天津市领导张立昌同志感情上转不过弯来，向吴邦国副总理说，如果宝钢来兼并天津大无缝，天津市800万人民不会同意。下午开会吴邦国副总理就宣布上午所议搁置，重新研究。后来这个任务又交给国家计委，由我帶领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进行测算，朱镕基总理同意国家提供了巨额财政资金进行财务重组，使石油钢管价格降了一半。虽然这些建设历经波折，也付出很大代价，但通过这些特钢的建设，改变了我国很多特钢需要高价进口的局面，填补了国内空白，促进了我国钢铁工业整体进步。

　　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首钢搬迁、广钢关停等，都碰到很多棘手的问题，经历了痛苦的过程，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大国钢铁成长过程中的烦恼。但是，这一步必须要走。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钢铁工业也进入低增长、低价格、低效益和高压力的“三低一高”新常态。

　　目前，钢铁企业靠低价竞争，现在的钢铁价格指数只相当于1994年的60%。也就是说，20年过去了，物价人工费上涨，钢材价格不仅没有上涨，还下降了，这都是靠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经营来消化，利润很微薄，甚至亏损。加之环保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环保不达标，就会有更多的企业关停并转。对于钢铁工业而言，“十三五”发展规划最重要的就是结构调整，这是关系到钢铁行业生存的重要问题。

　　谈到结构调整还不得不提一下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长期计划经济下钢铁工业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得到了发展，以沙钢为代表的民营钢企发展起来，现在民营钢铁企业的产量已占到55%，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走向国际，利用两个市场化解过剩

　　出口是产品走出去，同时还要考虑产能走出去。以前我们以国内市场为主，现在逐渐调整为引进来走出去并重的结构，而“一带一路”建设为钢铁更高水平走出去带来了巨大机遇

　　长期以来，中国钢铁产能到底是多还是少，多大产能恰当?争论很多。有一组数据显示，从美洲大陆被发现一直到现在，美国一共用了约100亿吨钢建造桥梁、铁路、大厦、机场等;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现在用了约60亿吨钢。中国从1949年到去年为止建设用钢是85亿吨左右。中国目前正处在发展阶段，还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中国的国土面积计算，我认为也应在100亿吨钢左右。

　　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应辩证看待产能问题。美国、前苏联、日本、德国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钢铁产量都超过1亿吨，现在高速发展阶段过了，基础设施已经完善，需求下降，现在钢铁产量都跌落到1亿吨以下，也面临痛苦的调整。美国以芝加哥为中心的五大湖周边被称为锈带，也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现在中国钢铁产能也出现过剩，市场力量一定会作出调整，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人希望经济发展一直是平稳的，不多也不少，这是计划经济理想状态，但事实上做不到。事实上经济都是波浪式发展的，我认为波浪式发展才真正符合经济规律。例如，现在很多钢铁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就不得不关停并转;想生存必须努力创新求发展，如研发新产品、千方百计降成本、在环保上下功夫、努力走出去、转型发展等，探索转型升级之路，这样我国钢铁工业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钢铁产量回落是必然会发生的。

　　在钢材出口方面，我是赞成钢坯出口应该加税的，不鼓励高能耗的低级钢铁产品出口，特别是低档的钢坯、铁合金。对于高附加值的制成品，像管材、板材，中国在现在的发展阶段不可能不出口，这是全球市场需求所决定的。我国去年钢材出口大概接近1亿吨，我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众多人口需要就业，这是国情决定的，机械设备、发电设备、冰箱、空调、汽车、轮船等带出去钢材也有8000万吨左右，这两项加在一起接近两亿吨。日本出口比例比我国多，日本没有能源和铁矿石，但出口钢材约40%，我们出口钢材11%左右。相对于钢铁生产大国，我国这一出口比例尚属适度。

　　出口是产品走出去，同时还要考虑产能走出去。以前我们以国内市场为主，现在逐渐调整为引进来走出去并重的结构。近年来我国在国外投资，首先是澳大利亚恰那铁矿，以后又投资秘鲁铁矿、巴西铁矿。我国去年进口铁矿石9.3亿吨，铁矿石进口依存度约为80%，走出去投资也是客观需要。

　　目前，我国钢铁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而“一带一路”建设为钢铁更高水平走出去带来了巨大机遇。“一带一路”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战略，全球都在积极参与，约涉及全球60%的人口、60多个国家。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大家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命运共同体，钢铁企业大有文章可做。

　　例如，我国有些工业项目想转移到哈萨克斯坦，其中有的项目与钢铁相关，哈萨克斯坦也非常赞成。以前，酒泉钢厂就曾经想与哈萨克斯坦合作，因为他们有铁矿，将来可以持续供应，当时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谈成，现在借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我们可以考虑友好合作。印尼也是热点投资国家，其钢铁产业规模小，但需求潜能巨大。最近，印尼主动来找我们寻求合作，因为印尼有大量海沙磁铁矿，而他们本国的钢铁冶金相关企业并不多，所以希望与我们合作在当地建设钢铁相关项目，我认为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曾去外交部进行商谈，现在正在逐步推进。

　　张国宝认为，钢铁已经成为我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因此有实力走向国际、融入全球，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努力进行结构调整，注重创新驱动，要在每一个细节中做文章，降本增效，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钢铁工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