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政部长 劳伦斯•萨默斯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眼下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犹如全球经济对它的影响一样大，这是数世纪以来的头一次。未来数年，中国占全球收入、贸易和大宗商品需求的比例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同时，随着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增加，中国的重要性只会不断攀升。

　　我上周结束中国之行时带回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对于抱何种目标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中短期政策目标，对于处理合作和不可避免的紧张局面所亟需的机构架构，全球缺乏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必须纳入经过大幅修改和升级、甚至是全新的国际经济架构之内。

　　第一个应该明确的问题是，美国和全球社会的目标是看到中国作为全球繁荣的支撑力、社会和政治积极变革的推动力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还是从经济上遏制和削弱中国，从而降低中国对全球造成威胁的能力。这在北京看来是当前的重大问题，而不仅仅是保护主义者和政界人士的尖刻辩论。

　　很少出现排外或者激进想法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发表了一篇由美国高级外交官起草的报告，指责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扶植中国的努力，并呼吁采用“平衡策略”，包括“建立全新的特惠贸易安排……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在奥巴马当局为《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TPP)贸易协定提出的支持性理由中，不少都涉及一种想法，即该协定将提升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并将削弱中国在决定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影响力。

　　如果世界的目标是抑制中国的经济表现，那么就不能指望与中国建立经济合作。正如习近平不久前在伦敦受到的盛情款待所表明的那样，如果美国不与北京建立经济合作，它或许会与传统的盟友渐行渐远。如果中国的经济表现大幅恶化，美国的平衡策略可能会引发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反应。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表现的顾虑全是错误的，也不是否认应该大力推进合作。而是说，我们的目标必须继续锁定在共同增长和繁荣上。

　　第二，中国正面临着基本经济政策上的抉择，而这将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在当前中国经济放缓、中国财富所有者希望向海外进行资产多样化之际，既支持中国金融市场自由化又希望人民币汇率走强(像美国一些人一样)是不合逻辑的。如果中国想在未来十年持续强劲增长，必要的改革——比如关停不盈利的国企、对地方政府大举借贷大兴土木进行限制——无疑会对短期内的增长造成影响。这将会削减中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需求，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

　　理智的政策对话需要认识到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冲突。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对世界可能有好处：世界最大的利益在于中国追求更多改革，即使是以未来数年中国对全球需求的贡献适当降低、以及可能出现超出我们接受范围的汇率贬值为代价。

　　最后一点，机构架构的问题。过去一年出现了一项中国未参与的重要亚洲贸易一体化努力——TPP，以及一家美国未参与的重要金融机构——亚投行(AIIB)，这很难说是什么吉祥之兆。更糟糕的是，美国国会未能批准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上升至超过比利时的改革，此举显示出对全球现状令人不安的漠视。如果全球经济想要回到正轨，那么就迫切需要中美两国均拥有恰当角色的机构。

　　在《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断言了经济的首要地位，并评论道：“未来的危险不在于边境和主权，而在于食物、煤炭和运输”。他呼吁推出强有力的政策以促进共同繁荣和合作，却无人理睬，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如今，未来的风险与中国崛起以及商业和经济领域紧密相关。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发现妥善处理它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