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球经济金融的最大悬念是在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最大悬念在中国——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后，中国金融危机会不会爆发呢?

　　中国错失了借2008美国金融危机而崛起机遇

　　时间如白驹过隙，十年一晃而过。2005年12月31日，本人在第一财经日报刊文《2006危与机：美国危机悬念与中国改革速度》，该文判断：“停滞乃至更糟糕的境地”很可能降临美国，“这个不圆满会发生在两年之内还是两年之后?”——即美国将在2008年前后爆发金融危机。

　　其逻辑是，美国逼迫人民币大幅升值，且试图袭击伊朗核设施将引发新一轮石油危机，这双重因素会导致美国通胀率大幅提升，引发房地产泡沫的幻灭，并引发金融危机。

　　同时该文建议中国抓住时机解决股权分置改革，利用股市激活金融体系，加速商业银行上市，向世界工厂回血，进而扩大内需。

　　此后，本人在2007年7月30日刊文《我们将见证一个动荡的金融时代》、2008年1月2日刊文《抉择2008：我们是否要拥抱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确认美国金融危机。

　　果不其然，截至2008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8%，而美国对伊朗剑拔弩张，推动美原油价格在2008年7月飙升至147.9美元/桶，将美国基准利率推高到5.25%，引发了美国次贷和次贷衍生品泡沫的破灭，美国爆发了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对于国内，本人则在2008年4月7日撰文《中国的世界工厂会不会休克?》警告央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导致股灾和世界工厂休克。

　　当2008年三季度美国金融危机和国内“世界工厂休克”冲击叠加而来时，决策者恐慌性地进行四万亿救市时。

　　本人却在2008年12月1日撰文《中国改革大攻坚的帷幕才刚刚拉开》指出中国正面临难得机遇：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已成美国与俄罗斯的平衡者;在货币金融领域，中国已成为欧元、美元和黄金间的平衡者;在全球产业链条上，中国已成为资源供给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平衡者。

　　中国对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需要度都少于对方对我们的需要度，这在1840年以来是第一次。中国应抓住机遇分三个阶段(应急期、树立信心期和系统改革期)进行改革大攻坚。

　　当此之时，本人指出中国与人类正面临关键性的道路选择(2009年1月12日《转折2009：西方文明困境和中华精英使命》):

　　展望未来一二十年，人类两条道路的选择已经日益清晰：“一条是人类的精英战胜自我的贪婪和恐惧，从金钱的奴役中自我解放出来，变掠夺财富的才华为人类文明升级突围的智慧，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救赎自己;另一条是夕阳西下的投机贪婪终于耗尽宝贵的自我救赎的时光，世人终于忍无可忍，愤怒的群众以暴力和鲜血推翻金钱和精英的统治，人类文明在世界性战争后陷入半衰周期。”

　　该文警示中国要“坚决反击那种试图将金融大危机转嫁到中国来的图谋——将危机转嫁到中国来，几乎是‘金钱王朝’挽救其崩溃的命运的最后机会，他们会千方百计把中国拖入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的深渊，盲不知自己在毁掉人的未来希望。”“真正的中华精英与之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只有坚决的斗争。这不仅是捍卫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更是护佑人类文明升级的责任。”

　　其后的一年内，本人发表多篇文章建议：1、对国内民资全面开放金融业中下层，允许中小信贷以备案制成立上万家，以解世界工厂流动性休克的燃眉之急;2、建议与亚非拉建立公平良性循环，其本质与后来的一路一代是一致的);3、参照美国纳斯达克的标准(举证责任在辩方、集体诉讼、注册制、非盈利上市)推出创业板，使中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4、以医疗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与市场经济规范透明的有效结合，提出了来自民间的第十二套医疗改革方案，从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释放消费，扩大内需……

　　遗憾的是，这些要么被大打折扣(中小信贷)，要么在执行中被变形阉割(创业板)、要么被漠视(过剩产能向亚非拉转移、医疗改革建议)。

　　政府却走上了一条以救市为借口，大幅扩张增税、借贷和印钞，进行大规模低效基建投资，楼价更加飙涨，反而使得产能更加严重过剩的道路上去了。

　　对外，中国不仅没有借着美国金融危机，其对世界影响力大幅下降的机会，与亚非拉建立良性循环，在国际上圈占更多的实地，反而是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态度不惜代价地帮助美国度过危机，不惜人民币成为美元牺牲品。

　　由此，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过去积累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解决，中国经济更走向了愈加透支资源、环境、人力和未来的道路上去了……

　　人民币又做了欧债危机的垫脚石

　　在美国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后，2010年欧债危机又接踵而至了。

　　带着些许失望，时光已经到了2010年，在这一年的年初，本人刊发了《2010—2014：全球纸币危机与中国社会变革》一文，对未来的判断已经开始转入悲观：按照一般的历史逻辑，一场大的金融危机之后，是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社会稳定危机、政治危机，如果人类没有能力扭转，最后很可能演化为战争。

　　该文指出：这种由“图钉性社会”而衍生的种种危机，绝不是伯南克式的“开着直升飞机洒钞票”能解决的，后者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它除了制造新一轮更短周期的金融泡沫外，只能将财富集中到更加少的人手中。

　　西方哪些仍顽固于“单极世界”的霸权精英，他们仍在处心积虑地毁掉中国崛起。其中三大手段是：1，是从外而内发动颜色革命，甚至战争，以肢解中国;2，引爆人民币纸币危机;3，内部既得利益和外部热钱的双重力推，中国房地产泡沫疯狂膨胀，在物极必反后破灭，再消灭中国人未来10-20年的预期收益。

　　“鉴于中国现行政体的优势，第一种其实现的可能性反而较小。但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图谋同时汹涌扑来，其破坏力将不亚于1990年的日本金融危机，中国过去多年潜伏的各种社会矛盾或将集中爆发。为转嫁国内危机，中国有可能对外发动战争。”

　　此文发表不久，对纸币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预测就又不幸言中了。当年4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就爆发了，这也是欧元纸币危机的第一轮，IMF、欧盟和欧洲央行三驾马车借款1000亿欧元救助……

　　此后，冰岛、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等国先后陷入了主权债危机。

　　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地也是靠着量化宽松，通过向国民和海外转嫁危机，来稀释政府债务压力，延后或缓解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

　　中国当时某领导人访问希腊称支持希腊早日走出危机，又在某种程度上做了欧盟走出危机的垫脚石。而在国内，又启动了新一轮“稳增长”的大规模基建投资。

　　对内官僚既得利益以大规模投资透支未来，对外不去乘机圈住实地而是做欧美垫脚石。

　　当2012年到来的时候，我已判断，中国已经错失了借助美、欧金融危机再上台阶的机会，4月17日刊文《中国经济探大底已难避免》指出：因2008年的股灾和此后股市的持续低迷，国际热钱和内部人通过A股超级过山车，完成了对百姓现金储蓄的一次大转移;2008年底以来的楼市暴涨，不仅将百姓的最大宗财富积累套牢在楼市泡沫顶峰，更将未来一二十年的劳动收入预期也透支了。这均对国内消费釜底抽薪。

　　事实上，过去30年来的发展，走了一条先易后难，先甜后苦，有水快流，由既得利益者推动的道路。这一现实逻辑的演进难免不断透支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劳动者体力健康，透支环境资源，透支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透支政府信用，透支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它们都折射为透支人民币的内在价值。这使得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探大底已经悬念不大。

　　本人在该文中提醒：“探底并不可怕，死地也不可怕。探底孕育反转，死地倒逼后生，最可怕的是置之死地仍然得过且过，置之死地而终于后死。现在的中国缺的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出路，更缺乏改革攻坚，自我革命、社会进步、文明升级的非凡决心，最缺乏的是决策者拔擢智者，群策群力的坚定意志。”

　　不怕后知后觉最怕一再后知后觉

　　在2013年底，“一路一带”被提出来了，并在2014年骤然加速;2014年“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出来了，并配套以新三板和注册制的改革;2015年底，“供给侧改革”提出来了，终于对大规模投资的“凯恩斯主义”做出纠正。

　　坦率地说，上述改变方向都是正确的，但是时间窗口已经过去了，其效果相当可能如“刻舟求剑”——正确的事情，在错误的时间，其结果反而可能是负面的。

　　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深陷金融大危机，且美军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沼，其自顾不暇，急需中国帮助，而中国的国际声望达到了最高峰。那时中国如果不是将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去救助美国，而是将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保证金，在中国世界工厂仍很有竞争力的依托下，与亚非拉建立公平的良性循环，将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而大量廉价收购控股亚非拉的优质矿产资源，则可以事半功倍地建立这个良性循环，并成为能真正与欧美并雄竞争的强国。其实华为正是这么做的，经过几年的积累，华为一跃而成全球电信设备老大，如今更跻身世界手机终端前三，已经在欧美主流市场呼风唤雨。

　　现在则情况迥异，美国在经济上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的低谷，甚至好于危机前，其土地、资金成本等比中国低得多;能源独立革命已经大获成功，能源价格也比中国便宜的多;由于机器人革命方兴未艾，美国劳动力昂贵的软肋也被弥补;加上美国股市非常兴旺，上市公司现金流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创新资金充沛;随着美国对华尔街的打压，美国常青藤大学的毕业生流往硅谷的在2013年已经超过流往华尔街的，这使得美国再工业化必然结出硕果。

　　2013年11月中华元智库出版了专著《美元复兴十年VS中国痛苦十年》，系统分析了美国阶段性小复兴的趋势。2015年10月美国推动TPP(环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正式签署，中国被排除在外，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被更大幅度地替代。

　　由于内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土地价格、环境成本等大涨，外部的美国再工业化和TPP替代，中国世界工厂已经盛极而衰;楼市价格大涨也使人民币内在价值被严重稀释;再加上政府大量负债，乃至实施债务置换和央行对商业银行再融资等变相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在国际上已经由升值趋势转为贬值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市场做空化等已经变成了新的风险所在，这些也成为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热钱所最希望看到的政策。

　　2013年4月8日笔者刊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做空它需要很多具体的条件。索罗斯需要的做空工具，这包括并不限于：

　　1、外汇资本项目自由化。中国正加大跟各国的货币互换，这是以国家信誉保障大额人民币进出的合法性;大力推进香港作为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中心;使得做空人民币的工具——如外汇掉期、人民币期货等都已经到位。

　　2、利率和债券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给做空银行业创造了基础条件;债券市场化，特别是推出国债期货，将为做空国债、地方债和企业债创造了做空不亏损反赚钱的便利条件。

　　3、从股指期货到融券，再到推出转融券，中国股市的做空机制已经完全到位。

　　4、楼市的做空机制。等等。换言之，今天的中国内地已经远非1997年的时候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与1997年已经是天壤之别;中国金融防御已经基本荡然无存，索罗斯们做空中国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令人遗憾的是，此次索罗斯登台博鳌论坛，乃至与中国最高领导和五大洲的首脑同台，反映出中国决策层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而这恰恰是阻止索罗斯成功主导新一轮中国金融危机的最后防线。”

　　从那时到现在，尽管笔者发表数十篇警示风险的文章，可2年多过去了，索罗斯所希望的金融开放政策已经全部到位。

　　最近的12月1日，IMF宣布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2016年10月1日生效，进一步锁定了中国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不可逆转。这意味着从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开始下的这盘大棋已经下到了尾声，其局面已经很难改变了。

　　简言之，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之后，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三波——中国和新兴市场的危机已经进入了难以逆转的轨道。结果很可能在2016年揭晓。在如今不喜欢警世忠言的环境中，话也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至于未来金融市场的演变机制和节奏，也只能在小范围内部场合分享了。

　　诚然，即便是此刻，中国仍然有让危机等级降低的办法，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付出的代价将更大。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帮助尽可能多的国人在未来风浪中，能够保存下来更多的财富实力和元气，能在未来的重建中发挥作用了。

　　本文作者：张庭宾，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