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央行财长会议上，周小川提出的“稳健略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法，让外界极为关注;昨天，央行又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似乎是在呼应“宽松”的说法。根据专业机构的估算，此次降准，可能释放出6000-7000亿元的资金给市场。如何判断这样的政策以及表述变动带来的变化趋势?对普通百姓来说，这样的变化又意味着什么?

　　说起来，宽松货币政策可以有很多种操作方式。直接印钞票是一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是一种，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债券注资也是一种。如果是印钞票，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大家就会觉得手里的钱“毛”了;而降准、买入债券等，理论上就会使需要钱的企业和个人更容易地贷到款，一般可以刺激经济更快发展。

　　降准，首先应该弄清楚存款准备金率到底是什么。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影响的是银行手头所有的流动性资金，因为央行对于商业银行是有规定的，商业银行必须在央行存有一定比例的钱，这些钱是不能用于贷款的。比如银行有100万，准备金率是15%，那么只有85万可以放贷;如果降低到14.5%，就有85.5万可以用来房贷。

　　因此，降准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商业银行可以用于贷款的钱增多了，市场上的流动资金也就多了，但这和印钞票是不能等同的——印钞票是直接增加总的货币量，而降准是将原来“冻结”的货币释放出来，总的货币量并没有增加，但二者都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那就是增加市场上的流动资金。

　　那么降准对我们普通居民手里的钱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居民对于手里钱的变化感受最明显的可能还是物价的变化，说降准对于物价没有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但关键是影响有多大，以目前我国的物价水平来看的话，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小的，考虑到目前我国不少商品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即便适当的增加社会流动资金，这类商品的价格受到的影响也不会太大。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2008年11月，为应对经济危机、“保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首次提出“适度宽松”;2年后，中国经济企稳回升，2011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同样，在经历了几年的“稳健”之后，2016年“略偏宽松”的说法，也可以看作是在当前较为低迷的经济局势下的应对举措。

　　我们都对美国“量化宽松”(QE)的说法耳熟能详。其做法，则无非是在金融危机到来时，通过大量印钞票的方式来制造和投递流动性，稳定市场的情绪和秩序。从结果看，至少对当时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秩序稳定还是起到了作用的。

　　因此，如何看待从“略偏宽松”到“降准”，得把很多事儿结合起来看。有几件事可以联系。一是在G20会议上，周小川表示，现在银行总贷款中，个人房贷的比率还较低，大概不到20%，对比很多国家个人贷款特别是住房贷款占总贷款40%-50%的比例，还是相对较低，因此应该大力发展;第二，则是一月份全国信贷创下天量的2.51万亿，同比增长58%;同期，1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中，一线城市同比环比大涨，其中深圳暴涨超过50%领跑全国。

　　我们可以进一步联系另一项数据：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2月份，反应制造业情况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报49.0，低于49.4的预期，创下4年多来的新低。

　　一般来说，PMI指数高于50，则表明制造业活动扩张，反之则萎缩。除去春节工厂停工、务工人员返乡等时令性因素，可以看出，当前的中国实体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

　　宽松一般都会对股市和楼市有一定的推高作用。对股市来说，宽松政策释放出的货币，可能有一部分进入股市;对楼市来说，更容易地获得信贷，则可能让更多人“加杠杆”买房，也助推房价上涨。比如以前首付30%，100万的房子需要借贷70万;但现在降到20%，付20万就可以买了，杠杆率实际上是增高了。

　　换句话说，楼市在走高，房贷在增加;实体经济却依然困难。岛叔的一位经营小企业的朋友就说，今年的运转很困难。对于央行来说，这可能是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也是其事实上很难控制的流向。

　　央行为什么选择在此时降准、在此时选择宣布略偏宽松?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时机。比如，G20会议上，国际社会和中国都希望人民币保持稳定，因此需要宽松。另一个原因，则如今天央行副行长陈雨露所言，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内的经济形势，而非主要考虑跨国资本流出的问题。

　　本届政府任职以来，一直面临经济形势下行的压力，因此不断推出给企业减负的相关政策。然而，产能过剩、僵尸企业、重复投资、创造力不足、外需萎靡的情况依然存在。

　　宽松出来的钱去了哪儿?至少从目前看，流入实体经济的可能有限，毕竟1月份的工业企业存款只新增了约8000亿元，远少于2.51万亿的新增量。如果这些资金继续流入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那么不仅将继续推高资产泡沫，同时实体企业则可能继续缺乏流动资金，拉低生产效率。最坏的结果，就是滞胀——经济增长停滞，而央行刺激经济的货币则引发通胀。

　　解决实体经济困局的最根本方式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提供活力，但同样需要下大力气、大决心去除政府性的低效投资，需要市场出清僵尸企业、以及营造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更多的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