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几十年来中国钢铁发展的历史，似乎成了中国人再次摆脱不掉的梦魇。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了赶英超美，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1070万吨的任务虽然完成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1958年完成的1073万吨钢中，能够使用的约为800万吨，另有300万吨是不能用的土钢。耗费那样多的人力物力，实际上钢产量只不过是比1957年增加了200多万吨。如果不搞这样的“大跃进”，充分发挥现有钢铁企业的潜力和新建的正规钢铁企业正常的投产，一年增产钢200万吨也是可能的。结果动用了那么多的劳动力，耗费了那么多的资源，土法上马炼出来真正能称得上是钢铁的并无多少，确实是得不偿失。

　　全民大炼钢铁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每吨大高炉的生铁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为112.6元，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150元。小高炉的成本多数为250元—300元之间，有的高达460元。为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国家规定，从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总共补贴了40亿元，超过1958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国家提高调拨价格和土铁质量差，而使炼钢厂增加的支出和减少的收入。  1958年“大跃进”对生产力的破坏，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大炼钢铁上。为了全力保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停车让路，首先为钢”，时称“钢铁元帅升帐”，也就是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必须将钢铁生产放在首位。结果，近1亿的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投入钢铁生产中，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农村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去炼钢铁去了，进行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弱病残，使得当年大量的农作物成熟了也不能收回，据估计，当年因此损失的粮食约占应收粮食的15%左右。不但如此，由于缺少劳动力，加之由于放“卫星”造成粮食大增产的假象，竟提出“少种多收”的口号，至使1959年的粮食种植面积比1958年大幅度减少，造成了1959年起连续多年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同时，其他部门也因为给“钢铁元帅”“停车让路”，造成了工农业比例、工业与交通运输的比例、工业内部各部门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一句话概括就是，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1978年后，人们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各行业的发展都趋于活跃，经济进入了一个粗放式发展的时期，钢铁业也迎来了新的大发展“大跃进”时期。

　　1994年，笔者在首都高铁公司挂职，当时首钢的目标是年产1000万吨，全国目标一亿吨。2000年后，高铁开始大跃进，经过了10余年的高速发展，至2012年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第一产钢大国。钢铁工业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03年到2012年，全国钢铁产能由3亿吨猛增至9亿吨左右，各种大大小小的钢铁项目在各地兴建，钢铁业也一度成为地方政府拉动GDP和扩张就业的引擎。然而在长期粗放式增长的背景下，钢铁业的供需矛盾也逐渐恶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钢铁行业长期积累的矛盾便凸显出来，在危机后的几年时间内，我国钢铁业从供求双双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进入成本高企、盈利艰难的低迷时期。

　　尽管近些年来国家对钢铁业产能过剩频频调控，但是收效甚微，国内钢铁行业面临高产能和需求低迷的双重压力，产能过剩风险进一步积聚，全产业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破产重组潮。刚刚过去的2015年，被定性为钢铁业“效益最差的一年”，钢铁企业每月亏损额在100亿元以上，主营业务全年累计亏损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亏24倍。比如，作为“共和国长子”的鞍钢集团，至2016年已经诞生整整百年，其主要上市企业鞍钢股份交出的2015年成绩单显示，公司巨亏45.9亿元，创上市以来最大亏损。据机构不完全统计，国内钢铁企业的停产潮已经持续一年，而且停产规模越来越大。从2014年末至2015年12月，中国钢铁停产产能达到6435万吨。10月份以来，福建三钢、宣钢、成渝钒钛、包钢、首钢长治、新抚钢等钢厂相继以生产线检修方式变相停产。而河北唐山地区不少钢铁企业高炉直接停产。目前不少企业已经完全沦为靠借债维持生存的“僵尸企业”。

　　尽管钢铁企业也都在纷纷采取自救行动，如部分钢企开始将目标从国内转向国外，但实践证明，在粗放型发展已成定局，钢铁行业转型升级效果不佳的情况下，营销目标的调整，带给钢铁企业的也只能是满足数量需要，而非质量要求。国际市场需要的，并不是普通钢产品，而是高端钢产品。而这又恰恰是中国钢铁行业的软肋。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能以价格取胜的话，今天的中国钢铁业，不仅没有能力打价格战，即便想打，国际贸易规则也会对其做出严格限制。

　　而深层次的问题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逐步转型，以前依赖基础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朝着创新和科技方向转变，而像钢铁这样的基础性行业也必须随之进行调整，但实际上，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并未缓解，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也并未改观，这造成了钢铁行业一直挣扎在亏损边缘的尴尬现状。从目前钢企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看，钢材需求已经接近饱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的需求下降，加上银行不再续贷的压力，更多钢厂在后期恐怕会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这也意味着，行业的洗牌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同时也会给钢铁行业后期的兼并重组创造更多机会。  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增速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钢铁行业要走出产能过剩困境，必须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从需求管理来解决产能过剩，其治理方法也是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吸纳过剩产能，但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特别是，通过扩大需求或许暂时缓解了当前的产能过剩，但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集体遭遇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下降，中国经济呼唤新的解决路径。因此，亟待转变治理产能过剩思路，从供给面来寻找途径。

　　过去，我国钢铁行业供给是典型的需求拉动型供给，什么产品需求大、利润高，钢厂就一窝蜂生产什么，从供给不足到供给过剩的转换周期很短，没有产生像苹果手机那样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神奇效应。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长期叠加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指标日益提高，去产能、降成本、优结构、提效率、保资金、重创新等都是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一是完善企业退出机制。要以断臂求生的勇气，对那些已经严重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企业，坚决予以关停或兼并重组，避免给供给端带来负面冲击和影响，减轻供给的压力。

　　二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另外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提高。这主要还是表现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的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最后，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从全球看，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别巨大，只有在未来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寻找我国产业生存空间，才能为我国过剩产能找到出口的同时，准确定位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避免出现新的过剩。

　　中国曾经以钢为纲、一钢带百业，很多因钢而兴的地区，历史上做出过巨大贡献。当前，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不可能“不要钢铁”，但是未来真正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型钢铁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