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政策：盲目退出并非明智之举

    郭田勇表示，加息并非宽松政策退出的唯一标志

    2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首场会间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官员达成共识，认为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战略时机一定要慎重，实施步骤要扎实稳健。理由是，从总体上看，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又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的不确定性。

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几何？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表示，欧洲作为我国的第一出口大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出口上。从应对金融危机的角度来说，中国本身就没有对当前出口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抱有太大的希望。同时，中国正在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型，减少对外依存度。欧洲毕竟是地区性的，同时，针对欧洲的债务危机相政府已经给出了救济方案，它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属于有限的”。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考虑到欧洲债务危机以及由此造成欧洲经济衰退，肯定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影响。现在欧洲已经给出相应的救济方案，如果欧洲在这次危机中能够较早的时间内摆脱，那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会小些，相反，如果欧洲债务危机这个泥潭越陷越深，连带其他经济体也受到影响的话，那么由欧洲债务危机所带动的“骨牌效应”，将使得世界经济出现真正的“二次探底”。

    盲目“退出”非明智之举

    “当前，主要经济体央行非常规数量型宽松政策已经步入了“退出”的轨道。”左小蕾表示，可以直接的说，美国的数量型宽松政策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而中国呢，则正在进行中。那么，退出的时机应该来如何选择呢？

    左小蕾表示，如何选择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复杂，要各国根据自身的问题来做决定。郭田勇表示，各国政府都应该对各种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不能匆忙的去做出一些决策。而在未来情况并不明朗的情况下，盲目退出刺激政策的话并非明智之举。

    “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

    市场普遍将加息视为宽松政策“退出”的主要标志，中国何时加息的问题受到高度关注。

    左小蕾则表示，决策需要全面对称信息，反复权衡利弊。与其他单一影响的货币工具不一样，利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当前通胀预期管理的政策目标，是过剩流动性的合理管理，利率并非调控流动性的最有效工具。简单的说，“负利率”只是加息的一个理由。

    郭田勇也表示，央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选择加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市场舆论的压力，其次是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且将加息作为宽松政策退出的唯一标志，这本身就存在着问题。

    “当前如果调整利率将增加资金成本，对于本来就贷款难的中小企业，会进一步加大信贷成本减少边际收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左小蕾表示，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指出：“中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需要考虑的重点还是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也会对货币政策的决定有所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往往小于国内因素。”

    左小蕾认为，因为由季节性因素、自然灾害、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升等带来的价格水平上升，不是加息所能解决的，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郭田勇表示，周小川认为的国内因素主要指国内的物价以及经济增长情况。如果物价在可控的情况下，那么，央行考虑到市场压力问题将不会加息。但是，郭田勇也提醒，如果物价过高，那么央行尽管顶着压力，也会选择加息，毕竟控制通胀更加重要。

    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稳定

    赵锡军认为，如果此时推动汇改将增加国内经济复苏新的不确定性

    5月24日，期待已久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出乎意料，中美双方并没有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深入的探讨，从两方的表态中也没有透露出汇改临近的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赵锡军教授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政府一个总的目标就是平抑市场的波动、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使市场猜测中国推进汇改的决心可能会有所动摇，胡主席的讲话肯定了中国的决心。因为，如果此时推动汇改的话，无疑会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为国内经济的复苏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此前，业内普遍认为，人民币可能会在5—6月份，在中美对话前后与美元脱钩，恢复参考一篮子货币。现在看来，由于国际市场的动荡以及国内形势的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特殊时期的特殊汇率形成机制。

    事实上，进入5月以来，2009年下半年以来持续推高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正在得到有效缓解。大多学者都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持续疲软，由于人民币采取事实上盯紧美元的策略，已经导致人民币兑欧元变相升值；另外，2010年1—4月份，中国贸易顺差收窄趋势明显，过去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减弱。

    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中也提到，由于近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大，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内已经出现大幅上扬，因此将人民币放弃盯住美元政策的时间预测推迟至三季度。

    不过，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则指出，正是因为欧元剧烈波动，因此建议在这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推进恢复人民币汇率弹性的改革。

    货币政策委员会三位新委员也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表过看法：李稻葵表示，人民币汇率主动调整是缓解人民币压力的途径之一。而具体的调整时机，应选择在9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周其仁认为，人民币的低估是造成中国经济面临通胀的主因。夏斌则表示，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业内人士表示，坚持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不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欧元暴跌，对欧元升值14.5%，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人民币汇率应该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对中国有好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结构调整，淘汰部分生产率低的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三高企业。当前，如果采取一篮子定价，就可有效避免欧元汇率波动的影响。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也表示，未来应从两方面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一是，继续扩大一篮子货币参考范围，加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二是，扩大汇率弹性，将每日美元交易中间价浮动幅度从千分之五上调到千分之八。

    清洁能源：中美两国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点

    科技部副部长曹建林在近日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表示，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是目前中美两国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点。根据中美签订的新协定，中美同意共同投资，建立联合实验室，共同支持研发活动。

    “我认为新能源和节能减排领域可以统称为清洁能源领域，相信在未来若干年内，清洁能源将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杨志教授指出。

    “目前中美经贸关系密切，双方人员往来频繁，两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早就在进行，只是以民间和合资企业的方式存在而已。此次高级别的政府层面表示将加大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有利于将两国在该领域业已存在的合作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杨志表示。

    “我国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石油、天然气等为主，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在限排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虽然这些能源开发成本较高，但开发潜力巨大。”杨志认为，“太阳能发电进入商业化和并网运行的主要障碍是使用成本太高，而且制造单晶硅和多晶硅的企业无一例外的都是高耗能企业。因此，降低成本是光伏发电的一项首要任务，大幅提高光伏发电的效率也是降低其成本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方面，美国的太阳能发电传输技术相对成熟，应该是我们今后重点引进的技术。”

    “从中美两国能源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煤利用技术应该是双方合作的首选。”主持过山西清洁煤项目的中央财经大学栾华教授认为。

    尽管各国政府的能源战略普遍是尽可能使用可再生能源，但对于中国而言，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是能源消费的主要来源。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数据，2008年我国火电装机约6亿千瓦，占国内总装机容量近76%。2008年全国发电生产耗用原煤13.4亿吨。预计到2020年，煤电在我国发电量中的比重仍会占到60%以上。

    “包括在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总量在一次能源中占的比重也非常有限。这意味着煤炭不得不用，关键是如何高效率、清洁地利用，将煤炭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栾华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中美能源合作首选应当是清洁煤技术，这也是美国在煤炭利用技术上很有优势的项目。”

    对建筑节能进行合理认证将会引导中国建材市场健康发展。

    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CTC）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马振珠透露，“美国能源部对中国建筑材料检验认证中心已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来源：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