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通稿里，有一个表述引起了岛叔的注意——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说这话的背景，是要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也就是说，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经济任务，处置僵尸企业是“牛鼻子”——这个比喻，可以看作是首要切入点，也是影响全局的关键节点。

　　如果联系7月中旬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话，习近平的表述则是，“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

　　处置僵尸企业，我们都听过。但对处置僵尸企业有如此高度的定位，这就有意思了。

　　数字

　　简单来说，“僵尸企业”，是指长期入不敷出，依靠财政或银行“输血”才能维持生存的企业。

　　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呢?去年国资委摸底梳理出，中央企业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2041户，涉及资产3万亿元。另外，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僵尸企业研究报告》中指出，电力、热力、冶金、石油加工等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较高，其中，钢铁的比例是51.43%、房地产为44.53%、建筑装饰31.76%。

　　报告还指出，从所有制来看，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僵尸企业”的比例最高，远高于民营企业、港澳台及外商企业中的比例。可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为什么长期入不敷出，却依然不市场出清，还要留着、甚至银行还要继续给予输血呢?

　　依赖

　　答案也不复杂。

　　从行业分布看，“僵尸企业”主要分布于钢铁、煤炭、电力、冶金、石油加工等传统经济部门和产能过剩行业。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十年间，这些行业为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建设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钢筋水泥”“铁公机”，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贡献了可观的利税，也解决了大量的就业、承担了社会保障功能;中国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事实上，每一轮危机后，传统部门都会被当做经济的“稳定器”。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冲击、出口急剧下降，以“四万亿”为代表的投资计划，和配套的货币宽松，传统投资这驾“马车”让中国经济增速V型反转。但“药方”过猛，带来了“一放就乱”、盲目上产能、大量举债等后遗症，拖慢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

　　现在大家则看得更明确，目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越来越高，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紧;这种市场条件下，“僵尸企业”自我造血能力更显得不足，只能依靠财政补贴、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举债来“输血”。

　　中央之所以如此看重处置僵尸企业，是因为其中蕴藏的风险。

　　风险

　　2016年3月，首例地方国企违约事件——东北特钢违约事件爆发。该国企2015年第一期8亿短期融资债券违约，到了7月，已有连续7只债券违约;10月，东北特钢进入破产重组程序。

　　这不仅揭开了地方国企困境的冰山一角，还让债务违约的阴云开始笼罩在投资人心头。随后，山东、山西、内蒙古、安徽等多个地区的国企债务偿还出现风险，甚至是危机。“区域性风险”，说的就是这一类。

　　虽然有风险，但在银、政、企特殊的关系中，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来呵护“僵尸企业”，掩盖了债务风险。例如去年5月，河南省出台举措要求“建立抽贷、压贷提前告知制度，对正常还本付息、并且整体授信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企业，各银行原则上不抽贷、压贷或通过要求增加授信条件而变相不续贷。” 河南一些煤炭、电解铝、钢铁企业便保住了信贷规模不压减。

　　处置风险，要降杠杆。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僵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72%，一般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51%。比如钢铁行业，中钢协2016年会员的平均负债率为69.6%，负债率低的都是规模小的企业，11家大型企业则负债率超过90%。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实体部门杠杆率高达227%;2015年，我国实体部门的利息支出是GDP增量的2倍，2016年为1.4倍——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的债务偿还压力巨大。

　　另外一个数据也引人注目：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负担占GDP比重已经达到55.6%。非金融企业债务中，又有70%左右是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而国企中，则包含大量产能过剩行业，如煤炭、钢铁、有色、化工等。如何化解这样的债务负担，将是对很多地方管理者的严峻考验。

　　咋整

　　毫无疑问，处置“僵尸企业”是个庞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何处来，债务怎么销。

　　习近平曾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做好转岗就业、再就业培训等各项工作，发挥好社会保障和生活救助的托底作用。要区别不同情况，积极探讨有效的债务处置方式，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今年3月则表示，化解过剩产能，安置好分流的职工，是一个关键性的工作。2016年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涉及到了28个省份1905家企业，安置了72.6万人，今年化解过剩产能大约需要安置职工50万人。

　　回顾历史上的几轮国改，80年代国企改革，从计划模式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90年代末，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债转股，以及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措施，提升了综合实力，走向了国际舞台。

　　处置“僵尸企业”不能一刀切，造成“一收就死”的现象。对于暂时遇到经营困难但在管理、品牌、技术上有一定竞争力和成长性的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混合所有制改革，让企业重焕活力;

　　而对于连续亏损、不符合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僵尸企业”，正如《人民日报》权威人士谈话中曾指出的，“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把处理僵尸企业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任务的“牛鼻子”看待了——

　　第一，处置“僵尸企业”，并购重组促进产能去化，提升集中度，有利于实现供给侧改革。以宝钢武钢为代表的央企合并看，既淘汰过剩产能也强化龙头优势，加速周期性行业的出清，而真正符合“转换动能”要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第二，处置国企“僵尸企业”有利于金融资源在国营部门和民间部门均衡分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效率将更高。过去“僵尸企业”的过度吸血，对民营企业融资造成“挤出效应”，而民间部门在经营效率和创造就业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三，有利于防化金融系统性风险。对国企“僵尸企业”主动去杠杆，市场化方式优胜劣汰，可以理顺政企关系，纠正要素价格的扭曲。同时，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打破各级政府的刚性兑付，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实现规范举债融资。打破刚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促成整个社会无风险利率的下行，降低实体融资成本。

　　前阵子，《人民日报》在防金融风险的文章中提到，既要防“黑天鹅”，也要防“灰犀牛”，引发市场广泛讨论。“僵尸企业”、地方债务，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其中一类：

　　灰犀牛生长于非洲草原，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憨直的路线、爆发性的攻击力定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扑倒在地!所以危险并不都来源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或者太过微小的问题，更多只是因为我们长久地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