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一年的取缔“地条钢”之役，战绩辉煌。猖獗一时的“地条钢”生产线，基本被扫荡殆尽，低迷多年的钢材市场，也迎来了难得的好时光。此次取缔“地条钢”态度之坚决、贯彻之有力、成果之显著，在历次产业政策的推进和行业秩序的整顿中，皆属空前。虽然其中的若干案例和做法，或有可商之处，但总体对行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

　　不过对于“地条钢”现象折射出的若干深层次问题，似乎尚有待进一步的反思，有关政策的界定和导向，业内亦颇有争议。尤其是如何看待电炉钢的发展，更存岐见。四川千万吨电炉钢厂项目的命运，或可见一斑。此次取缔“地条钢”要从战略上追根溯源，研究“地条钢”现象为何屡禁屡兴，制定防止其死灰复燃的治本之策。

　　纽柯公司短流程钢厂的启示

　　上个世纪后期，“短流程”钢厂在美国发展迅速，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力。所谓“短流程”，是指以废钢为原料，用电炉作熔炼设备，继之以连铸和轧制的钢铁生产流程。

　　1996年才创办的美国纽柯(Nucor)公司，依靠短流程钢厂迅速兴起，后来居上成为美国三大钢铁巨头之一中最成功的企业。纽柯并没有盲目强调产业集中度，相反旗下以短流程为主的钢厂有二十多家，大都分布于内陆沿河地区，其主要工厂之一孟菲斯厂，就位于田纳西州的密西西比河东岸。短流程的优势在于定位区域市场，供应链短物流成本低，废钢和电力价格低廉，环保投资和运营成本优于长流程。短流程工厂还有一个不宜张扬的优势，就是比起美国钢铁公司等老钢企，新建的中小钢厂没有强大的工会，因此劳动力成本也有显著优势。

　　遗憾的是，类似的资源和市场格局，在美国推动了短流程钢厂的崛起，在我国却诱发了“地条钢”的野蛮生长。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钢铁行业发展战略中，市场尚未起到决定性作用。产业规划和政策忽视了对短流程钢厂的引导和规范。短流程的正门难进，旁门左道的“地条钢”应运而生乘机蔓延。二是短流程钢厂之所以具备竞争优势，必须有特定的前提条件：长流程钢厂多选址沿海，而短流程厂适宜建在远离港口物流成本高的内地，在地理空间上双方优势是此消彼长;受废钢采购和钢材销售的经济半径所限，短流程钢厂的经济规模不可能做大;非工业重镇的内地，钢材需求主要是建筑钢材，也不太适合大型设备生产。而当时国内钢铁产业政策和所谓落后产能标准，正与此相反。但政策又留有空子可钻：用于机械铸造和特种钢冶炼的中小电炉被豁免;进黑名单的有中频炉却没有工频炉;列出了淘汰目录但没有明确淘汰时限、淘汰途径和责任主体。于是充满活力又得到庇护、善于“遇到红灯绕道走”的地方钢厂，以各种名义或明或暗地钻政策空子，感应炉“地条钢”得以野蛮生长。和电弧炉相比，感应炉钢水质量不行，综合成本也不低，(这是此前正常情况下比较，取缔“地条钢”以来因电极价格暴涨，电弧炉钢水成本已扶摇直上。)钢厂老板们却舍电弧炉上感应炉，除感应炉比较灵活外，可以钻政策空子是重要原因之一。三是政策预期以及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也是老板们喜好“短平快”，选择投资少、上马快的感应炉的重要原因。四是建筑钢材质量监管的严重失守，是“地条钢”得以泛滥、正规短流程钢材无人青睐的基本原因。

　　我国钢材产量中短流程比例仅7%，显著低于其它工业化国家(美国、欧洲、日本分别为60%、40%和20%左右)，短流程本应是现阶段我国钢铁工业鼓励发展的方向。但取缔“地条钢”的剑锋所指，不但集中于感应炉，电弧炉有时也被殃及，有些地方甚至禁止用电弧炉取代感应炉。于是本来国内废钢资源尚不富裕，却出现了废钢消化不了价格暴跌、出口猛涨的乱象。

　　适度发展短流程电炉炼钢，有利于降低钢材生产成本和用户采购价格;有利于环境保护;有利于降低能耗节约资源;有利于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选择，也是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的努力方向。也许限制电炉钢的目的，重点在于限制钢铁产能，这就需要对取缔“地条钢”和去产能的关系，进一步加以讨论。

　　取缔“地条钢”并非等同于钢铁去产能

　　取缔“地条钢”的大背景是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然而因质量低劣而被取缔的“地条钢”，和钢铁过剩产能本属产业治理完全不同的范畴，不可简单加以混同和替代。

　　首先钢铁过剩产能和“地条钢”蔓延的根源不同。前者植根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地方政绩导向、企业改革和产业政策等深层次土壤，后者则是在钢铁热和特定地区电炉炼钢经济性显著的背景下，不法厂商钻政策空子投机取巧的违法经营。不是“地条钢”导致了钢铁产能过剩，而是致使钢铁产能过剩的大环境，诱发推动了“地条钢”的蔓延，因果不可倒置。取缔“地条钢”对去产能，固然可以一时收立竿见影之效，但将两者混淆，以一次性取缔“地条钢”和简单下任务压减产能，代替治理产能过剩的长期制度变革，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其次钢铁过剩产能和“地条钢”的性质迥然不同，处置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地条钢”属于非法产能，无论钢铁产能过剩与否都应严加取缔，不应在产能严重过剩时才出手。而钢铁过剩产能中，包括僵尸企业在内的产能并不违法，只是已经失去市场生存价值。前者必须借助执法手段果断取缔，而后者却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有序淘汰。如果混淆二者的界限，要么是在钢材供不应求时，对“地条钢”熟视无睹处置不力。要么为了完成短期去产能任务，扩大打击面，对合法产能也以行政手段粗暴取缔。

　　再者钢铁产能过剩和“地条钢”覆盖的产能范围也不同。钢铁过剩产能远非限于“地条钢”，“地条钢”主要用于建筑长材，对板材、钢管和特钢等同样严重过剩，而且供给弹性更小、退出难度更高的品种，取缔“地条钢”起不到去产能的作用。同时伪劣钢材也并不仅限于“地条钢”，在“地条钢”都可以大行其道的环境条件下，其它劣质钢材的生存空间不容小觑，也应该同时予以打击取缔。

　　去产能不等于简单做减法，不能在结构僵化的前提下简单压缩存量禁止增量，而是在依法治企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竞争优化结构淘汰落后的结果。应该允许鼓励新增电炉钢产能，或以电弧炉取代感应炉，在市场竞争中淘汰部分落后的长流程产能，实现结构调整的供给侧改革，节约钢材供应的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将去产能等同于取缔“地条钢”，并以此为由禁止新增电炉钢产能，有用行政力量保护落后之嫌。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取缔“地条钢”的目标仅仅定位于去产能，就会随着“地条钢”被一关了之，就以为大功告成，对“地条钢”蔓延所暴露的其它根本性问题，如地方对钢厂非法经营的放任和庇护，短流程钢厂的引导规范和扶持政策的缺失，特别是建筑钢材质量监管的普遍失守等，难免忽视和掩盖，任其继续为患。

　　经济政策目标和途径之间的偏离和错位，不但有碍政策公信力，其效果往往也事倍功半。将取缔“地条钢”作为去产能的工作重点，把去产能当成取缔“地条钢”的出发点和目标，也是治理功能的混淆和错位。履行钢材质量监管职责打击伪劣产品，才是取缔“地条钢”应当回归的本份和初心。

　　把取缔伪劣产品“地条钢”的使命混同于去产能，其后遗症之一是随着“地条钢”企业被关停，所暴露的建筑钢材质量监管缺失问题，似乎已被漠然视之。如果此次各地上报关闭“地条钢”的统计数字可靠，上亿吨的“地条钢”年产能，其规模已足够触目惊心。

　　一个难以回避的严峻事实随之摆在我们面前：多年来“地条钢”的大规模蔓延，令形式上多层设防的建筑钢材质量监管体系，事实上已经大面积沦陷。建筑钢材作为工程建设的重要结构材料，大量劣质产品流入市场，被使用在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的隐蔽工程中，其危害性不亚于假药和毒奶粉，迄今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近日本神户制钢产品质量数据造假曝光，第一时间即全面追查问题产品的流向，评估其严重性并商讨应对补救措施。其做法可供取缔“地条钢”参照，值得有关方面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