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停征排污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打响了今年减税降费的“第一枪”。地方层面新一轮的减税降费也已经开始研究部署启动相关政策,以继续减轻企业负担。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而在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当前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制造业处于实体经济的核心位置,因此,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就必须主动为企业降成本,减税降费是主要途径。

　　在过去数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在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承受越来越大的成本上涨压力,这其中包括制度成本、人工成本以及资源价格的持续上涨。但是,中国制造业在这一过程又处于升级换代的关键时刻,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创新当中去,成本大幅上涨带来的利润空间收缩,甚至亏损,非常不利于企业更新设备与研发投入。

　　成本与市场的双重挤压导致中国企业更倾向于“价格竞争”,而价格竞争的一个坏处是,在提升效率之外,它可能会削减成本,从而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以“拼价格”为核心竞争力的电商平台的火爆,又推动了制造业产能流向低端市场。显然,这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满足消费升级的方向是南辕北辙的。

　　因此,为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降低成本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要求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

　　所谓“降”,就是要“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随后,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今年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健全收费基金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和乱收费投诉举报查处机制,防止收费项目反弹。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也积极落实,提出今年要把各项减税政策落到实处。

　　我们认为,支持和发展实体经济,首先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中国改革开放是从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开始的,随着1990年代为摆脱通缩而深入,一直到加入WTO而进一步开放。但是,随着2007年经济过热而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再到2008年后为应对次贷危机而实施了一些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制度性成本又开始逐渐增加,并且随着调控的频繁而更加严重。

　　因此,2012年后,新一届政府提出“放权让利”,实施简政放权政策,废除成百上千的不合理的行政审批文件、政策。由于过去数年,一些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过大,而财政收入与支出又比较紧张,乱收费现象开始抬头与加重,因此,中央政府进一步提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

　　其次,要为企业降低要素成本。中国政府早就提出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近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中国的土地、资本等要素目前看因政府管制而成本较高,而基础性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又被国企垄断,物流方面,铁路部门的低效率以及公路收费过高,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如果能够理顺机制,打破垄断,减少管制,就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提高效率,降低价格,为制造业减少要素与资源价格扭曲带来的成本。这需要继续推进国企改革的同时,加快开放性经济体的建设。

　　其三,要进一步逆转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在过去多年,中国经济成本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大规模流向金融业与地产业。资金不断在金融体系内空转,不断抬高价格,也让制造业承受了过高的融资成本,进一步侵蚀制造业。

　　由于大规模的投入,建筑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以过高的工资吸收了大量农民工,前者可以向房价传递,后者则由对成本不够敏感的政府财政承担,尽管这些部门的效率远远低于制造业,但能比制造业给出更高的工资,导致制造业招工难,人工成本持续增加。

　　因此,继续打击金融业的套利投机行为,限制地方政府债务,调控房地产业,从而让资本价格降下来,让持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得到合理的控制,让资源更多地流向高效率的制造业,是紧迫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