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场冷战结束之后规模空前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大反思、大调整正在美国上演。其参与者之众，政界、学界、商界、军界无不介入其中;议题之广，从经贸、安全到人文、科技几乎无所不包;程度之深，辩论直逼一个主题，那就是美国对华战略是不是需要来个根本性的大调整。

　　美视中国为主要挑战

　　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辩论是朝野共舞、府会同台，政府亲自上阵引领、定调。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然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宣告既往对华战略彻底失败;五角大楼《国防战略报告》声称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中俄首当其冲;《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将中国同俄罗斯等并列，视为美国核安全的主要威胁。

　　官方权威报告如此高密度、赤裸裸地将中国列为主要挑战，甚至威胁，对塑造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的环境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而美国商务部时隔20多年首次发起“自上而下”的对华“双反”调查，无疑是给本已十分严重的美中贸易摩擦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 一方面，政府参与甚至引领这场大辩论，表明特朗普团队中对华不满的人物试图主导对华决策。

　　● 另一方面，这场对华战略大辩论似乎不分左右一边倒地指责中国，呼吁重置对华政策的基调，这表明美国战略界对政府的对华基调并非完全被动接受，而是心照不宣并乐见其成。

　　美国两党各派在国内政治议题上虽争议颇多，甚至泾渭分明，但在对华问题上则异口同声，出发点虽有不同，但指向却高度一致，这一点是同以往几次对华大辩论最大的不同。

　　此外，以往的辩论基本是在“接触+遏制”“竞争+合作”的大框架内，辩论的焦点往往是对华接触多一点，还是遏制多一点，中美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作大于竞争，这次则似乎摆明要跳出这个三十多年的对华战略大框架，另起炉灶，构建一套对华战略的新框架或新范式。

　　这场大辩论仍在进行中，但似乎几个初步的共识正在形成：

　　● 其一，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超越俄罗斯，成为美国未来必须全力应对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已超越经贸领域和亚太区域，是全方位和全球性的;

　　● 其二，美国既有对华战略虽难说完全失败，但可以说基本失效，亟须改弦更张进行调整重置;

　　● 其三，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期，如不有效应对，中国将势不可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中美关系呈现四大变化

　　本轮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之所以呈现出新特点并得出以上初步结论，有结构性原因，也有政策性原因，同时跟特朗普执政风格不无关系。

　　从结构性原因看，根本还是中美关系过去十年来的巨变，主要是力量之变、战略之变、基础之变、环境之变，四大变化同时来袭，令美国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从力量对比看，两国从以往的“(一)超(多)强”关系变为“老大老二”关系，形成战略竞争格局也就在所难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也是难以回避的历史基本规律。“修昔底德陷阱”命题之热炒就源于此。

　　从战略态势看，两国由以往的相对隔离、间接过招演变成现在的直接对立、正面博弈，其源头始于美国战略重心从欧洲、中东突然全面转向亚太，来到中国的家门口。而几乎同时，中国对外战略转向倡议“一带一路”，开始全方位“走出去”。

　　由此，两国近百年来首次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双方既无历史经验可循，也无现成路径可走，只能艰难地摸索共处之道。在这一过程中，彼此往往从最坏处、对号入座式看对方的一举一动，自然加深了战略猜忌，加大了战略风险。

　　从战略基础来看，长期构成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关系现在反而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而类似冷战时期共同应对苏联、“9·11”事件后联合反恐这样的安全基础目前也基本不存在。特朗普执意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令支撑双边关系的气变合作也受到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关系出现颠簸摇晃也就不令人意外。

　　从战略环境看，中美关系对内受各利益群体的掣肘，对外受“第三方”因素的滋扰，双边关系的主轴或主航道往往由不得自己，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美对华认知狭隘片面

　　面对这些根本性变化，中美双方其实都不适应，关键在于如何与时俱进调适心态、调整思路加以因应。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正是基于此的一种主观努力。遗憾的是，美国不是去呼应其中的积极意义，而是刻意放大其“谋略”色彩，虚与委蛇，最终将其束之高阁。

　　结果，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两国错失了构建合作共赢新框架的历史机遇。一心想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则干脆另起炉灶，走上封闭保守的旧路。

　　在战术层面，紧盯经贸关系这一点而不计其余，不切实际地追求立竿见影的奇效，一旦未得逞便蛮横无理不择手段;在战略层面，则草率地自我否定、武断地自认吃亏，最终仓促地选择从“战略对手”的视角规划新的对华战略。

　　美国朝野此番对华辩论几乎众口一词指责中国，另一重要诱因是对近年来中国对美认知的误读或“过分解读”。美国认为中国目前有意轻忽美国实力，巧妙松动美国秩序，并开始逆向影响美国思 想文化教育领域，施行所谓“锐实力”，所以美国必须施以颜色、晓以利害，让中国知所进退。

　　上述特点同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国观及其团队构成也多有关联。作为崇尚实力、善于交易、不循常理的房地产商，特朗普身上兼具里根式强硬和尼克松式变通，他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自我定义似很贴切。其中国观多源于此前做生意的经历，以及一些对华极端派人士的思 想灌输，因此带有片面性、随意性和狭隘性。

　　政府内缺乏对中美关系有深刻理解的重要人物，加之频繁的人事变动，客观上给中下层官员尤其是少壮派官员提供了空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种直抒胸臆式、针对性极强的对华政策表达，显露出的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化色彩。

　　美对华战略“五位一体”

　　目前的情形是，美国在对华认知上形成了若干新共识，但下一步采取何种战略因应则尚没有答案。国会近期频频举办各种主题的涉华听证会，旨在汇聚共识形成对策。遍览美国各大智库的报告和学者们的著述，似乎也没有谁提供什么有效的药方。何以至此呢?

　　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是美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全新的战略对手。这个对手类似苏联那样幅员辽阔，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但选择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而不是相脱离，与现有国际体系相磨合而不是相冲突，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

　　它拥有当年日本那样的经济金融规模，却更加独立自主，更有潜力，更具韧性和战略回旋空间。它拥有欧洲那样独特的文明体系和价值体系，却更具凝聚力和包容力，也就更有生命力。它还拥有像印度那样的巨大的人口规模，且在2020年将宣告全面脱贫，走上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成功应对了几乎所有战略对手(或者说“老二”)，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战略经验和战略手法，那么今天面对的中国，则是一个“三合一”或“四合一”式的全新复合型对手，任何单一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应对。

　　何况在众多领域和众多议题上，这个对手还是美国必须依赖的合作伙伴，这个对手同美国在经济金融上已经深度相互依赖，这个对手始终坚持发展中美关系，倡导“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美国当政者今日所纠结的，恰恰在于对这样的中国不知如何是好。全面遏制恐损人也损己，全面接纳又放不下身段，放任自流则担忧生变、心有不甘。如此看来，未来美国对华战略恐怕还是绕不开竞合两面和软硬两手，任何简单化、单一化的战略最终恐都行不通。

　　但毋庸置疑，“全面竞争”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对等互利”、“基于规则”、“结果导向”成为对华战略的总原则。在这一基本框架下，美国战略界人士在对华战略设计上主张“不回避竞争，不放弃合作，不惧怕对抗”。

　　主要策略是塑造对美有利的“软制衡”环境和约束中国的各种规则，以及加大针对性强的军事准备、外交围堵和经济高压，大体是接触、遏制、规制、竞争、合作等五方面策略的有机结合，当前阶段其遏制、规制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尤其在经贸领域更加咄咄逼人。

　　但从长远看，美国对华战略无法跳出上述“五位一体”的总框架，只是依据不同事态、根据互动情况排列组合而已。这一框架较过去“接触加遏制”的两面性政策多几个维度，体现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特殊复杂性或多面性。

　　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可能变化，中国的战略核 心应该是预防、塑造、准备，即千方百计预防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问题、挑战、风险;利用我们已然具备的实力和影响力，去尽可能地塑造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同时准备一旦塑造不力，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应对最坏的结局。

　　着眼未来，首先要夯实根基、做好自己，尤其是对美国施压最甚、风险最大的金融、保险、服务领域，做好家庭作业，迎接更深层次的开放。其次要坚定信心、保持耐心。从长远看，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美关系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再次要谦虚谨慎、稳扎稳打。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风险越多，遇到的阻力和矛盾越大，行为处事就更要如履薄冰，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其他如合纵连横、统一战线，利用矛盾、两面下注，利益交汇、危机管控，必要时敢于斗争并善于以斗争求和平等等，都是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期必须坚持的政策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