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用露天开采的方式治理煤田火区，但因为社会对露天开采的偏见，招标方直言不敢叫露天开采，只能称为剥挖灭火。”

　　“破坏环境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的小露天煤矿，根本代表不了行业。大部分大型、特大型露天煤矿，其生产技术工艺已达到世界一流，生态环保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却是扛着责任背着黑锅。”

　　“露天开采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地表及浅层土地，虽然对表土扰动较大，给人的视觉冲击较大，但随采排到位以后，可及时恢复用地。远比矿井充填容易得多，后期恢复治理及生态重构更容易实现。”

　　日前，在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露天开采专家委员会举办的2018年年会暨煤炭露天开采与生态环境专题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呼吁，不要一叶障目，应以科学的态度看待煤矿露天开采，并首次提出用扰动系数客观评价采矿对环境的影响。

　　露天煤矿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以平朔安太堡、准格尔黑岱沟、平庄元宝山、伊敏等为主的大型、特大型露天煤矿,大部分实现了现代化，具有规模大、工艺设备先进、能效高、绿色开采和生态恢复水平高等特点，已经成为我国煤炭生产的支柱企业，是我国煤炭开采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引领行业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业内资深人士初步估算，2017年全国露天煤矿实现工业产值3810亿元，实现利润444亿元，为国家缴纳增值税款110 亿元，创造就业岗位约9.7万个。

　　回顾煤炭行业发展历史，很多地方是先有露天煤矿才有了后来的城市。“露天煤矿造就了平朔、准格尔等地区，壮大了阜新、抚顺、锡林浩特、鄂尔多斯等城市。”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田会表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抚顺西露天煤矿就没有阜新市和抚顺市当时的国家工业布局。

　　露天开采专家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平朔露天矿区从2000年至今已累计为国家缴纳税款378.4亿元，2017 年实现利润74.4亿元，为国家上缴税费47亿元，不仅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还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比如，准格尔矿区黑岱沟和哈尔乌素两大露天煤矿，截至2017年年底，累计生产商品煤6.25亿吨，累计为国家缴纳税款371.8亿元，累计实现利润416.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4万个，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露天煤矿的开发不仅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煤炭作为我国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最主要能源，露天煤矿企业直接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2017年至2018年度冬季燃煤短缺，有的地方政府已经给一些大型露天煤矿下了死命令，必须保障东北三省采暖供煤，保障供热质量和安全，并且要求提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来完成。

　　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露天开采

　　“露天开采具有四大优势，即开采规模大、开采效率高、回采率高、安全性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技术管理部副主任吴建华表示，我国大约有7000多个煤矿，露天煤矿大约占5%，即300多个，其中大型露天矿（千万吨以上的）占10%，正规的露天煤矿100万吨以下的很少，其规模远远高于正在消灭的9万吨煤矿。相比以个位或两位数计算开采效率的井工矿，露天煤矿的开采效率最低是两位数，好一点都是三位数。有统计数据显示，井工矿回采率能达到50%就已经很不错了，好的能达到55%，但是露天矿能达到80%以上。而且，露天矿很少有人员伤亡事故。

　　煤炭信息研究院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刘宪权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露天采矿具有生产能力大、建设工期短、吨煤投资低、资源回收率高、劳动条件好、有利于安全生产等优势。露天开采是国外煤炭开采的首选。我国最新发布的《煤矿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大型露天煤矿。

　　尽管露天开采具有明显的优势被行业所公认，但社会对露天开采的质疑从未间断，甚至包括一些业内人士，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其中代表性的案例是某地150多个露天小煤矿，挖得乱七八糟，好像“老鼠打洞”，极大地破坏了原始地貌，被媒体曝光后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这些小露天煤矿既不合规更不合法，根本代表不了整个煤炭露天开采行业，甚至无机构也无法统计其产能。作为露天开采主体的大型露天煤矿，大部分实现了现代化绿色开采，严格恢复治理，实施复垦绿化后的土地甚至比原来的生态环境更优更好，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但由于一些露天煤矿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给整个露天开采行业贴上了破坏环境的标签。”一位大型露天煤矿负责人气愤地表示，“我们是扛着责任，背着黑锅。”

　　此言论立刻引起大型露天煤矿负责人的共鸣，虽然国内众多大型、特大型露天煤矿的开采工艺、环境恢复治理等技术水平均已达到世界一流，特别是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有的把原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茵茵牧场，并把牧场交给当地经营，极大地改善了当地老百姓生活。但是按照现有政策，尽管开采后的土地经恢复治理可转成农业用地，由于目前尚无恢复治理后土地转为农业用地的相关规定和政策，因此，矿区并不能以恢复治理后转成的农业用地获得新的采矿用地，这意味着原来申请的采矿用地指标只能一直减少，直至为零。目前已经有两大露天煤矿因为没有采矿用地指标停产，各大露天煤矿都面临着征地的难题，虽然呼吁多年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在保障冬季供暖期间，有的地方政府不再提是否有采矿用地指标等手续，更多的是要求保障冬季供暖燃煤，然而一过了供暖季，回过头来又质问怎么还没办下来采矿用地指标。

　　虽然在我国社会对露天开采反映强烈，但在发达国家则完全不同。“早在1995年，德国、澳大利亚、印度、美国、俄罗斯和南非6国的露天煤炭产量就超过井工煤炭产量，如今，世界各国采煤均以露天开采方式为主，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露天采煤比例基本上都在50%以上，部分国家达到90%以上。随着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露天采煤量在煤炭总产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单矿规模不断提高。”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露天开采对环境的扰动是显性的，显性的容易实施人工干预；井工开采对环境的扰动是隐性的，隐性的不容易实施人工干预。

　　一些专家指出，过去煤炭行业的设计目标是保障煤炭供应，保障经济发展，注重产煤量，忽视了规划设计中的生态环境因素，没有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前期总体规划。现在生态环境因素已经成为煤矿设计的重要篇章，以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老牌资深设计院甚至正在考虑把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纳入露天煤矿工程设计规范当中。

　　“我们坚决拥护国家的生态保护政策，也严苛地执行恢复治理标准，甚至我们所做的已经远远高于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标准，作为国企、央企承担社会责任责无旁贷，我们一直也是这样做的，但请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露天开采，能否给我们这些严格执行国家政策的合法合规的企业找到一条出路？”一些大型露天煤矿企业负责人如是说。

　　露天开采是治理煤田火区最直接法

　　“煤层浅部露头一般容易自燃，造成资源浪费且污染环境，必须用露天开采将浅部先行采掉，并将采空区内排封死，深部再用井工开采，就是这种必须采用的露天开采治理煤田火区的方式，也因为社会对露天开采的偏见，连招标方都直言不敢叫露天开采，只能称为开挖灭火。”一位煤矿设计院的负责人无奈地说。

　　当煤层在地下满足燃烧条件后会自燃，形成大范围的地下火区。位于内蒙古乌海市境内的乌达煤矿从1961年起就开始自燃，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治理，煤田自燃长达50年之久。如果不采取措施，有的地下煤火甚至可以缓慢燃烧数百年，还有一些潜在自燃危险的地区都被称为“煤田火区”。

　　煤田火区治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除了探测难、扑灭难之外，还有人居、环境等连带问题。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煤田火区主要分布在新疆、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地区。据估算，其中的3个自治区潜在燃烧面积多达1000多平方千米，每年破坏的煤炭资源多达数亿吨。其造成的危害不仅消耗了大量宝贵的煤炭资源，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仅鄂尔多斯地区每年燃烧煤炭资源达1300多万吨，直接经济损失26亿多元，同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温室气体与有害气体，呛人的煤烟和蒸汽不断漂浮，严重污染空气。地表和周围土地大范围内因温度极高导致生物灭绝，同时消耗大量的地下水，对地下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地面出现裂缝和塌陷、道路村庄被毁，火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也给周围的煤矿生产带来重大安全隐患，因此成为一大灾难。

　　露天开采是治理煤田火区直接有效的方法，挖开火区覆盖的土层和岩层，直接把火源挖出来扑灭，灭火后适合露天开采的，直接转入露天开采，又能避免再次发生自燃。据不完全统计，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内蒙古在全区范围内存在煤田火区的11个盟市实施了灭火工程。截至2013年，该项工程抢救煤炭资源5300多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300多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72万多吨，同步复垦绿化土地面积2100万平方米，再造农牧业和工业用地30000多亩。

　　首次提出用扰动系数评价对环境的影响

　　社会对露天开采的质疑主要是对环境扰动的担忧。“很多大型露天煤矿的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已经成为业界典范。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提高了行业恢复治理的标准和难度，很多领导考察过大型露天煤矿之后，要求其他露天矿以此为样本看齐。”一位中型露天煤矿企业的负责人诉苦，“我们开采的地方是戈壁滩、‘鸡爪子地’，也被要求像大型露天煤矿典范那样治理成风景如画。戈壁滩本来就是缺水地区，怎么可能治理成那样？如果真治理成那样需要天量资金支撑，一旦企业效益下滑，没有资金支持，先前栽种再好的植被最后还是枯死。我们应该坚持生态环保的理念，但在具体做法上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国家勘察设计大师田会提出，将矿山的生态环境治理划分为恢复治理和生态环境重构，恢复治理是指恢复生态原貌，生态环境重构则更高一级，意指治理后的生态环境优于原来的生态环境。

　　针对矿田开发对环境的扰动，田会首次提出用扰动系数评价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扰动系数等于采场加上排土场的面积除以采出的原煤数量，即产出一吨煤扰动了多大面积的土地。该系数可以很好地应用于矿田开发中矿业权设置、矿区规划、露天矿设计及施工建设、生产过程的生态环境控制。“由于历史原因，同一个煤田设置了多个矿业权，矿权之间有安全距离，而且重复建设排土场，导致整个煤田总体采煤量减少，但占用土地面积增加，对扰动系数影响最大，生产技术工艺对扰动系数的影响只是小数点后几位。”他建议，同一个矿田里尽可能少地划分矿业权。

　　针对生产过程对环境影响的进一步评价，他提出，应以矿田区域地质地貌原始状态的数据作为背景值，其中包括土地、水、空气、生物多样性等。之所以称为背景值，这是反映了生态环境的原貌，也是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底限标准。矿山开采后进行恢复治理，现状值对比背景值，如果等于背景值，即是恢复原貌，如果高于背景值，则是优于原来的生态环境，反之是破坏生态环境。我国幅员辽阔，矿山地质环境复杂多样，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摸清各个区域的背景值，相当于确定各个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零点坐标，避免“戈壁滩上的矿山恢复治理被要求绿化率”的误伤。

　　“过去煤炭行业的设计目标是保障煤炭供应，保障经济发展，注重产煤量，忽略了规划设计中的生态环境重构因素，没有将煤炭开采纳入更大的规划。”田会表示，新时代要正确处理露天开采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最终“生态红线”的划定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底线”和“人民生存发展底线”为代价，应同时编制区域生态规划、矿业权规划、矿区开发规划、露天开采规划。大矿田、大矿区、大规模、大设备、大转化、多股权将是露天矿山实现绿色、安全、高效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