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专家称为“有市无价”的中国碳市场，到底是前景不明还是大有潜力？

     一 张不大的演讲嘉宾桌后面，挤满了与中国碳市场相关的重要人物。京、津、沪三家交易所负责人齐齐聚首，还有来自发改委、非营利组织等机构成员也均到会。坐得满满当当的嘉宾桌下，观众席更是围得水泄不通。有共识也不乏争锋，各种碳市场发展的关键议题都在此展开了讨论。

     这个名为“中国碳市场的启动与能力建设研讨会”，正是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主会之外的一场边会。此外还有“中国碳市场未来之路高层论坛”、“中国碳定价”、“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碳市场的场内外边会，均借天津会议东风，吸引了大量关注。自诞生以来就被一些专家称为“有市无价”，甚至是“无价无市”的中国碳市场，到底是前景不明还是大有潜力？困难重重中如何寻求破局之道？在通往坎昆会议的最后一站联合国气候变化“天津会议”上，这个本与会议主旨略有差异的问题，也意外地得到了阐释。

    “我们在这儿谈的思路，都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都来献言献策。”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邹骥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分歧：行业试点碳指标分解条件是否成熟？

    虽然大部分专家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市场化手段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工具之一，同时也是必然方向，但是对于目前碳市场发展的条件评估，以及下一步试点工作等具体问题上，专家之间还是不免有一些分歧。比如邹骥教授就提出应当引入按行政区域分解以外的碳指标分解方法，比如按照行业分解碳指标的“双轨制”。目前，不同于欧盟等按行业分解碳排放指标，我国仍然是按行政区域来分解碳排放指标，也就是各个省份自行上报所承担的能源强度指标。不过邹骥认为，这样的单纯依靠行政区域分解碳指标，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还依然沿用‘十一五’时期按照行政区划往下分解的道路，就会大大限制中国未来引进经济手段，特别不利于引进排污权交易这样一个长期的制度。因为这样就把一个碳市场割裂了，比如山东省的排放权是很难卖给江苏省的，它只能在省内交易，交易的机会大大下降。”邹骥说。在邹骥看来，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自由的碳市场是必要的。不能把排放指标单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而是应该按照产业部门分，然后再分到企业，这样才有利于改变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我打一个比方：在碳市场里，企业是运动员，他们上场踢球，可以在不同的俱乐部里面转会，但是政府要做一个执法严格的裁判员。而这就需要进行分解指标方法的变革。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严峻的机制和制度改革挑战，需要的是创新的思维。”

     如果这样按行业分解碳指标，电力、石化等行业无疑将是中国碳交易市场试点的最好突破口。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也认为，一方面，电力行业是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另一方面，电力行业的计量体系足够完善，相对容易解决碳交易中的核证、计量问题。而从国外经验看来，碳排放交易大多也是以电力行业作为突破口。

     但是蒋莉萍同时也表示，要考虑到发展和减排之间的平衡问题。为了适应发展的需求，电力行业在未来仍需扩张，那么电力市场的成长性和碳市场未来的收缩性之间的矛盾，同样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蒋莉萍还提到，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经验表明，这类交易需要一个包括市场规则到位的完善体制结构。但现在看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至今还是没有达成一个市场规则各方面都已经到位的完善、成熟的体制结构。而很明显，二氧化碳相比二氧化硫减排，虽然具有相似性，但前者难度无疑更大。在电力行业全面推行碳交易试点，现在看上去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

    不过，对于这种观点，邹骥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现在开始作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而且，逻辑是“先在行业里做了试点，才会慢慢建立起更好的市场机制来”，邹骥告诉本报记者。

    邹骥还举了个例子来说明按照行业分解碳指标的好处。“比如说珠三角想造电厂，如果没有指标了，就没有办法去别的地区买。但如果按照行业分配指标以后，珠三角的电网公司就可以去向西南的电网公司买指标，其实最后对电力行业反而是有好处的，是帮了忙的。”“以前二氧化硫刚开始的时候，也都说没有条件搞不成，最后不还是搞了吗，而且脱硫行业一下子就起来了。不能因为难就不做了。”邹骥说。

共识：试点先行，碳市场是最终方向

    不过，专家们的分歧还只是在于对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上。但是就未来趋势的判断而言，各个专家几乎都取得了一致性的意见：虽然前路并不好走，但市场化手段优于行政化手段，并且是发展的必然方向。

     “通过调研和探讨，我们认为市场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之一。”天津会议期间的一个碳市场相关边会上，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处长王庶公开表示。而大多数专家也都认为，利用碳市场的力量，是推进节能减排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手段。实际上，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此前也曾表示：“国际上普遍认为，碳市场的效果要远远大于碳税。”在梅德文看来，碳税只是一个过渡性产品。而碳市场则可能在若干年之后成为最主流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和金融产品。

    “碳市场可以解决很多中国的，或者是促进解决中国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能源结构优化、金融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展方式转变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一个抓手，需要一个外部机制，从哪里来呢？碳市场很可能形成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推手。”梅德文说。

    在这个问题上，邹骥与梅德文秉持同样观点，即碳税有可能是发展碳市场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在邹骥提出的中国碳市场发展政策路线图的“三步走”中，首先就是从能力建设入手，同时推进体制改革；然后就是要逐步推进综合税制改革，主要包括引入碳税、环境税等；第三步，也是最终的方向，才是真正的碳交易。

    “在推进综合税制改革的过程中，主要目的就是控制减排成本，而不是控制排放总量，所以碳税正具备了这样的功能。但是到了2020年过后或者更远以后的第三阶段，中国在碳总量控制上一定会越来越严格，而同时市场交易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监管、核证等交易要素都会变得更加成熟，这就能够逐渐向碳交易的方向过渡。”邹骥告诉记者。此外，各场碳市场边会上专家们基本立场的一致，还能够从会议上一个高频词上可以看出，就是“Pilot”(试点)。专家们均认为，因为各方面受限，碳市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是个渐进式改革。应该从现在开始，多做“试点”，尽早“练兵”，从观念、技术、体制、市场等等方面都积累经验，等待水到渠成的一天。

    “也许碳市场、碳金融在一两年内不会有什么进展，但长期看也慢不下来。因为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同样需要巨大的成本，比如救灾成本去解决。与其如此，不如把这些成本投入到根本性的节能减排上去。” 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梁猛告诉本报记者。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