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电价改革是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不过,电力定价并没有遵循当初设想的市场规律的路径,而是沿袭了旧有体制下传统的行政调控手段,在成本定价的路上越走越远。
10月24日,“煤都”大同降下了第一场雪。国电电力(600795.SH)大同二电厂燃煤管理部经理杨晋一大早就来到办公室,给30多个下属打电话,询问“跑煤”情况。
大同二电厂的煤场内仅剩20万吨存货,按每天3.5万吨的消耗,不够一周——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警戒线”。这个装机容量376万千瓦的坑口大电厂,除了给北京送去源源不断的电流,还要给大同城区的百万人口供热。缺煤形势异常严峻,杨晋的一些下属干脆把被褥行李搬到了煤矿上。
像国电电力大同二电厂这样的发电企业日趋增多。冬储煤的高峰将至,“计划电”与“市场煤”的战役已经悄然升级。
10月29日,中电联发布报告,因煤价上涨,火电企业亏损严重的情况继续恶化。除此前已经报亏的中部六省和山东省外,东北三省的火电企业也加入亏损大军,至此已有10个省份的火电企业全面亏损。
中电联的专家把破解亏损局面的良方归结于“煤电联动”,但他们也知道,“煤电联动”的机制已经走上了恶性循环——政府的本意是以联动为短期手段、电力改革为终极手段,化解煤电矛盾。不料体制改革八年停滞,电价和电煤的价格陷入循环上涨的怪圈。
“煤都”中的“煤荒”
大同二电厂一期6台20千瓦机组,竣工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和同煤集团签有每年87.6万吨的重点电煤合同——这是最有保障的一块;而二三期256万千瓦的装机,只能靠附近的小煤矿供应市场电煤。
2007年前,杨晋的生活比较平静。彼时,仅大同南郊区就有82个大小煤矿在开足马力生产。因为电厂占了南郊区的土地,当地政府理直气壮的要求电厂优先使用当地煤,大同市其余200多座煤矿则靠边站。虽然煤价不断上涨,但5500大卡的优质电煤很容易买到。
自从2007年山西进行公路治超、2008年煤炭资源开始整合后,杨晋感到了变化:大同南郊区,如今只有一家煤矿在生产,只能保障每年100万吨的供给。这导致大同二电厂每年的电煤缺口超过1000万吨。
杨晋隔三岔五就要到内蒙古、朔州和附近的浑源县跑一遭,求“煤矿的兄弟支援一把”。因经常路过附近的“杀虎口”,他自嘲“电厂也开始走西口”。
浑源县盛产发热值3000~4000大卡的露天长焰煤,这种以前杨晋“根本看不上的烂煤”,如今也成了“香饽饽”——最后,在大同市领导的协调下,煤老板冒着证照不全的风险,勉强同意每吨优惠10元供给电厂,每天1万吨,且时有时无——好在是露天开采,矿难为零。
其余的煤炭,则是到附近的朔州市抢购,甚至跑到几百公里外的鄂尔多斯进煤。加上每吨180-190元的汽车运费后,便宜的蒙西煤到了大同也昂贵起来。杨晋说,蒙西煤矸石多、灰分高、水分大,根本不如大同侏罗纪电煤好烧,但非常时期只有将就。
“说是坑口电厂,却烧的是市场高价煤。”杨晋说。大同二电厂目前的含税脱硫上网电价是0.348元/度,一直沿用历史较低的煤价运费标准,成了“市场煤、计划电的重灾户”。
除了发电亏损,供热也成为电厂的另一负担。山西省物价局给二电厂核定的供热价是26元/GJ,但大同发改委只同意出15元/GJ,每单位硬亏11元。仅此一项,二电厂每年增加亏损2亿元,“没办法,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煤电“八年抗战”
“山西电厂就没有不亏的。”一位当地电厂人士告诉记者。仿佛在印证这个说法,中电联10月29日发布了今年前三季度的《全国电力供需与经济运行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报告说:中部六省、山东省和东北三省火电企业因亏损面临资金链断裂;目前正临近冬季储煤之际,一些电厂已无钱买煤,可能产生不能保证电力、热力供应的风险。
和山西的状况一样,这些省份的亏损原因也是电煤价格上涨太快,而坑口电厂上网电价一直偏低。
历史上,我国为利用中西部省份的小煤窑资源,建设了一大批坑口电厂,形成了这些省份特殊的“大电厂、小窑煤”局面。虽然这批电厂普遍核定上网电价偏低,但在“煤价不如土”的2002年前,都还活得有滋有味。
2002年国家取消了电煤指导价,但仍然保留了“国家指导计划”。随后,2002年底在长沙举行的“2003年度全国煤炭订货会”上,煤电两行业在煤价上产生了严重分歧,“煤电顶牛”开始。
该订货会上,当时的国家计委建议“以2002年的合同价格为基准,每吨煤炭上涨5元”;但电力行业坚持“不涨价、不减量、不改变合同条款”的三不原则。最后,只按原定价签订了40%的国家计划安排购煤合同,煤电双方第一次不欢而散。
2002年,煤炭市场价大涨,原中央煤炭企业扭亏为盈;至此,煤价迎来了长达8年的“乌金时代”。
“2004年度全国煤炭订货会”开在福州。会上,国家发改委首推“煤电价格联动”政策,允许电煤每吨上涨不超过12元,允许火电厂上网电价每度上涨7厘,销售电价每度上涨8厘。但是双方都不领政府的情,诸多企业只签订了供货量,不谈价格。
自此,每年的煤炭订货会,成了“火车皮订购会”——煤电双方所签合同,严肃性日差:实质内容越来越少,履约率越来越低。签订合同的目的,更多的是想分得铁路运力。
“2005年度全国煤炭订货会”上,发改委定下了“煤电联动机制”。所谓“煤电价格联动”,原本是国家为了缓解煤电双方在价格上的争执,允许电厂根据动力煤价格的上涨情况而相应地将电价适当上浮,原则是上涨的煤价70%部分转移到电价,30%由电力企业通过提高效率内部消化。
2005年5月、2006年6月、2008年7月1日和8月21日,国家发改委4次实施煤电价格联动。但是发电企业普遍认为数年来“煤电联动不及时,力度不到位,没有解决市场煤、计划电的体制矛盾”。比如2007年煤价飞涨,但发改委没有批准煤电联动;而2008年煤价狂涨了50%,联动幅度却很小。
2006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在北京牵头召开“2007年煤炭产运需衔接电视电话会议”。至此,存在了半个世纪的全国煤炭订货会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从2007年起,电企与煤企将就煤价进行“一对一”的“谈判”。
业界认为,政府此举,是预测到我国2007年煤炭供需将大体平衡。
煤电联动“恶循环”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煤炭大省山西已开始进行第一轮煤炭资源整合,小煤矿大规模停产;而国家安监总局也同时宣布要“三年解决小煤窑问题”,欲关闭1万处小煤矿。
2006年~2008年,煤价狂涨,全国连发“煤荒”、“电荒”。2008年6月19日,发改委干脆宣布电煤出厂价冻结在这一天,冻结期直至年底。自1993年中国逐渐放开煤价以来,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外界评说是“市场经济的倒退”。
2008年秋,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煤炭出现滞销。2008年9月,山西开始更大一轮煤炭资源整合,提出要彻底消灭年产9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多数煤矿停产至今;同年冬天,中国南方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导致煤价站稳高位。
今年6月,五大发电集团一起“上书”发改委,要求实行新一轮煤电联动,解决日益严重的亏损。
6月25日,国家发改委通过座谈会形式,要求众煤炭企业稳定煤价,吃进去的重点合同煤价已涨部分,要在6月底前“吐出”;发改委另称,若有关煤炭企业不听劝诫,擅自提高合同煤价,将按《价格法》予以查处。
这是时隔两年后,发改委第二次用行政手段管制电煤价格。
显然,发电企业并不满足该做法。10省火电企业的集体巨亏,如果造成今冬供电供暖出现危机,可能逼发改委再次出手。
据国家电网统计,2003~2009年,国家7次调整电价,销售电价累计上涨了32%;但同期,电煤价格上涨了一倍以上;来自中电联统计信息部的数字是,2003年至今,秦皇岛港5500大卡“山西优混”累计涨价超过150%。
今年1~8月,全国煤炭行业实现利润2046亿元,同比增长65.2%;而刚发布的上市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报告显示,火电行业已位列亏损榜首:“状元”华银电力(600744.SH)1~9月亏5.14亿元;“探花”山西漳泽电力(000767.SZ)1~9月预计累亏3.8~4亿元,亏损主因均是“原料价格上涨”。
电煤成本占到电厂成本的70%。据杨晋估算,按照现在该厂0.348元/度的上网电价,“每度上涨5分钱才能持平。”
绕不过的电改
10月7日,一则煤炭利好消息开始盛传:今冬北半球将要遭遇“千年寒冬”。
有关部门的辟谣,并未挡住闻风而动的煤价。10月8日开盘后,煤炭股一路狂奔;同时,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也出现上涨,有权威媒体称秦皇岛煤价不到一月时间大涨近8%。
一时间,网民们纷纷惊呼“煤超疯”来了。对此,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总监张砚霖提醒说,“千年极寒”很可能是一场炒作。
不过,每年都在发生的“煤电顶牛”和随后而来的电价上涨背后,是电力体制改革八年停滞的事实。
在2002年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中,电价改革是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不过,电力定价并没有遵循当初设想的市场规律的路径,而是沿袭了旧有体制下传统的行政调控手段,在成本定价的路上越走越远。
中电联相关人士曾指出,实施煤电价格联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电企业的困境和煤电之争,反而会导致煤价和电价轮番上涨,其根源在于政府指导的“成本”定价。
国家电监会价财部一官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要彻底解决煤电矛盾,还是要依靠电力市场改革,“一面是实行发电侧竞价上网,一面是实行电网主辅分离,彻底厘清输配电价,使得发电成本通过销售电价彻底得到疏导。”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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