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务院近期开始启动的“临时性价格干预”举措来看，目前中国的通胀趋势不容乐观，需要紧急措施来遏制物价的快速上涨，尤其在目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输入型通胀让我们很难找到一剂灵丹妙药来解决“综合通胀”。

    从以往西方国家治理通胀的经验来看，无非就是紧缩货币、紧缩财政，实施总需求管理；或者实行总供给管理，通过提高生产率、减税等措施来降低生产成本，以增加产出的方式来平衡过多的货币供给量；要么就以收入管制的方法来稳定物价，比如强制控制职工货币工资增长要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一致；另外一种就是价格管制，通过反垄断法来制止定价过高和哄抬物价的价格操作行为。

     对于日益膨胀的物价，我们究竟应该采取哪种措施？

     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紧”？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形势。于是，有人建议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应定调为“松财政、紧货币”，让财政来承担保增长和保稳定。但如果紧缩了货币，会让国内的民营、实体经济更加困难，而财政挤出的“国进民退”现象会更加严重。

    况且，紧缩货币抑制通胀是建立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的逻辑基础之上，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流动性泛滥和输入型通胀共存的局面，简单依靠紧缩货币的方式根本解决不了通胀。

     并且，在全球量化宽松的大环境下我们采取逆势紧缩的货币政策，会让中国沦为全球套利资金的“热钱池子”，从而这些巨额增长的外汇占款又迫使央行发行更多的基础货币来对冲，中国紧缩的结果就成了“内紧外松”，会“紧”死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实体经济，反而会让股市、楼市等资产领域的价格泡沫越来越大。

     在中国实施全社会的工资管制也未必有效，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少数人拥有大量的财富，实施工资管制只会让工薪阶层在通胀中更痛苦。况且，“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居民收入要与经济增长同步，显然收入管制有悖于这种精神。而且通过压榨低收入者也根本解决不了通胀问题，反而要对低收入者给予通胀补贴，同时要尽快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尽早理顺工资与价格的市场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