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把区域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指导性指标。”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表示，这意味着我国环境管理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即从多种污染物的末端治理逐步转向前端的根本治理。

        王金南说，实际上区域燃煤总量控制并非新鲜事物，在“十一五”期间已经有一些地区做了很好的尝试，比如烟尘控制区的建设，这已经具备了总量控制的内涵。

        “实现区域煤炭消费不仅是基于实现‘十二五’污染减排目标的考虑，也是调整能源结构和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的需要。”王金南表示。

        《21世纪》：为什么要提“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目标?

        王金南：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已经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区域燃煤总量控制政策，这也是我们解决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首先，由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例过高，占到70%，因此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烟尘排放量的70%、人为源大气汞排放量的40%以及二氧化碳的70%都来自燃煤。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能源结构不但导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高居全球首位，而且单位能源产生的污染物排放绩效很高。

        其次，煤炭消费总量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根据现在各地报上来的“十二五”规划来看，未来五年全国煤炭消费增长可达19亿吨，煤电机组装机容量增长4.5亿千瓦，因此带来的新增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将分别为600万吨和500万吨。如果不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无法实现主要污染物继续削减的目标。

        再次，由于经济发展目标超额完成，能源和环境规划的目标屡次被突破。现在的节能指标控制，通过每万元GDP的能耗进行控制，这是强度控制的概念，不是总量控制的概念。强度概念最大的问题，虽然规定了一定的能耗下降幅度，但因为GDP的增速没有而且很难受到限制，所以它对能源总量是放开的，总量是不受限制的。因此，节能指标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GDP驱动型的思路，无法约束能源消费总量的急剧增长。

        所以我们要寻找新的思路，为煤炭消费总量设置一个天花板，从污染物的末端治理变为前端治理，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同时减少多种污染物排放，实现环境效益的最大化。

        这一思路起初是专家意见，现在已经被政府采纳，写入了环保部的“十二五”规划。

        《21世纪》：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的区域试点，如何确定?

        王金南：我们谈到区域煤炭总量控制，这里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回答国家是否也要设置燃煤总量?解决了国家的问题，然后才是区域的问题，再者才是各个省市的问题。

        区域煤炭总量控制，是因环境问题而产生的，具体在哪里先试，这首先要看各个区域大气污染问题的程度，以及大气污染与煤炭污染挂钩的程度。如果这个地区是煤烟污染型的，那就优先选择它;如果这个地区是机动车污染类型的，那就是另外的问题。现在各个地区都进入了煤烟污染和机动车污染的复合型阶段。

        其次，要考虑单位国土面积的煤炭消费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空气质量达标率、污染物排放达标率、汞排放强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水资源稀缺程度等多个指标。

        从这个标准来看，东部地区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是为了控制大气污染;西部地区实行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态的问题。中国的主要煤矿区大都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成为煤炭开发的重要约束。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也意味着开采的总量限制的问题。比如山西，能不能无限制开采，是不是也要设置一个开采总量?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联防联控中提出的“三区六群”将是先行的试点。

        《21世纪》：在“十二五”规划当中，“三区六群”这9个试点具体从哪里先试?

        王金南：哪个点先行，现在还没确定。在同一个试点内，是所有的省市同时开展，还是再筛选一两个省市先试，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总的原则是，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属于煤烟型污染地区首先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