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京空气污染程度徘徊在“极不健康”水平之际，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突然造访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中心城市唐山，斥责当地4家钢铁厂为逃避减排目标在生产记录上“造假”。

　　上个月这次不寻常的干预似乎表明，在中国作出新的减排承诺并加大力度控制这个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后，生态环境部的权力变大了。但这场控制钢铁生产的斗争也反映出，政府抗击新冠疫情冲击的举措，削弱了其旨在使经济摆脱对重工业的依赖、转向更多地由低碳集约型产业来拉动增长的计划。

　　与中国的许多经济领域一样，作为供给侧繁荣的一部分，钢铁生产近来一直保持火热——在过去一年中，供给侧繁荣帮助抵御了新冠危机早期的冲击。

　　去年，中国钢铁产量增长6%，达到11亿吨，为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建筑活动猛增。唐山今年3月发布通知，要求7家钢铁企业在7月前执行限产50%的减排措施。

　　但事实可能会证明削减钢铁产能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老旧闲置装备被更高效的新技术取代之际。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分析师柳力说，游走在产能管控体系外的小钢铁厂也是一个问题。

　　不仅很难管控钢铁供应，中国在钢铁需求方面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数据信息提供商标普全球普氏金属行业首席分析师保罗·巴塞洛缪表示，去年中国钢铁产量高企的原因之一是“信贷环境大幅放宽”。这种局面也助长了建筑热潮，提振了钢铁需求。他说，利润上升也增加了对钢铁生产商的吸引力，“一旦你开始减产，就会看到价格飙升”。

　　这种紧张关系在房地产市场也有所显现。政府正试图降低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其措施——包括限制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整体放贷——可能降低钢铁需求，中国约1/3的钢铁需求来自房地产建筑活动。但几乎没有人认为钢铁需求会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