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内容：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铁矿石谈判似是一条不断复制历史的道路，别人吃肉、我喝汤的剧情一再重演。而就在季度定价这碗汤还没有焐热的情况下，铁矿石月度定价已经硬着陆，三大矿山的面目貌似日益“狰狞”。
 

山东青岛港，工人在装卸进口的铁矿石粉。

　　“不能忘记历史，但也不能被历史所摧毁。”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铁矿石谈判似是一条不断复制历史的道路，别人吃肉、我喝汤的剧情一再重演。2010年，三大矿山中任何一家公司的利润都超过纳入中国钢铁协会统计数据的77家大中型钢企利润总额，以这样的对比，双方之间怕不仅仅是肉和汤的关系了。

　　2月，三大铁矿石巨头之一的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向中国钢厂发出了最新的铁矿石离岸报价：最新铁矿石价格上涨约8%，达到168美元/吨左右。这不仅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铁矿石协议价，而且意味着BHP强硬推行的月度定价机制在华落地。

　　而就在季度定价这碗汤还没有焐热的情况下，铁矿石月度定价已经硬着陆，三大矿山的面目貌似日益“狰狞”。

　　月度定价趋势已成定局

　　“其实去年年初实行季度定价的时候，淡水河谷已经开始参考普氏指数，这已经意味着铁矿石定价机制迈入指数定价试运行阶段，下一步也就顺理成章地推行月度定价了。”中钢集团某工作人员说，当然最后落实还会有供需双方的博弈，但是目前中国方面在供需谈判中的地位太过被动。他告诉新金融记者，之前中钢集团下属的贸易公司曾通过中介，以邮件形式和某矿山签订合同，“就做了一笔，后来就不跟我们做了，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太牛了。”

　　目前，全球有三大铁矿石指数，即环球钢讯的TSI指数、金属导报的MBIO指数和普氏能源资讯的普氏指数，全都以中国需求为主要参考指标，但中国在金融指数中并没有发言权。

　　实际上，尽管三大矿山的月度定价模式现在还未最后全面铺开，但是新金融记者了解到国内钢厂与矿山之间的定价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山东钢铁集团某管理人员告诉新金融记者，现在每个矿山定价都不一样，有的甚至是一船一个价。三大矿山中力拓和淡水河谷是季度定价，必和必拓是月度定价。海运费方面，现在国内有的企业搞了长期货运合同，但是总体看都不是很成功，都是在高价位定，比实际运价要高，山东钢铁集团则基本按现货随时签海运合同。

　　曾经代表某国有大型钢厂参与谈判的工作人员表示，矿山之间也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他介绍，三大矿山之间，与其他两家相比，必和必拓更热衷于改变现有的铁矿石定价模式，希望实行月度定价，力拓在态度上也更倾向于必和必拓的意见。而淡水河谷在定价上也有调整，但目前更多是在铁矿石的运输上面。淡水河谷给中国企业的铁矿石海运价格是按前15年的平均价格报价，而必和必拓则是按现货到岸指数，加上质量差价、调整价格来报运输价格。

　　实际上，年度定价机制的废除已经很明确地预示着铁矿石价格的金融化、指数化，越来越多的投行，诸如高盛、巴克莱、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财团出现在铁矿石领域。

　　“被指数化？是的。” 原宝钢集团铁矿石基准价格中国谈判团首席代表刘永顺表示，铁矿石确实是被迫指数化，指数化也确实有问题，但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指数化也是最合理的。正如中国钢协表示的那样，指数采集的样本确实有一定的问题，不过目前要全面采集样本操作难度非常大。全球钢铁企业不希望做现货，未来所有产品都会被长协化，没有多余的铁矿石出来做现货。

　　他表示中国其实是可以有自己的一个铁矿石的价格指数的,以此来作为铁矿石定价的基础。事实上，其他一些钢厂表示，曾试图将铁矿石价格与国内钢价指数挂钩，但很明显，三大矿山不会将定价权轻易拱手让人。

　　钢协换届应对

　　由于地位太过被动，中国钢协表示，铁矿石谈判工作已经基本停滞，中国需要提升矿石自给率，并通过钢铁企业的整合重组来扭转供需局面，这一局面未来两三年内将逆转。与此同时，中国钢铁协会也进行新一届的人事调整。

　　2月21日，中国钢铁协会第四次会员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首钢集团董事长朱继民接替武钢总经理邓崎琳出任中钢协会长，任期为2011年-2013年；宝钢董事长徐乐江将担任2013年-2015年会长。

　　而一直主管钢协日常业务的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和秘书长单尚华宣布卸任，副会长张长富兼任中钢协秘书长一职；原国资委规划发展局局长王晓齐接手罗冰生的工作担任中钢协副会长。此外，原钢协市场调研部主任陈先文也将从中钢协离职。

　　早先已经有人指出中钢协表面上看代表钢铁企业，却不是钢铁企业自己选举出的自律性组织，钢铁企业不认账。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对前几年钢协的铁矿石谈判工作，一些钢企的工作人员都表达了不满。

　　“谈判？现在就没有谈判一说，三大矿山定个价，我们这边接着就行了，也不知道钢协他们怎么谈的。”山东钢铁集团某管理人员很冷静地告诉新金融记者，我们中国，按人家价格走，有没有看法都山东钢铁集团采购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金融危机期间凡拿到长协协议的中国钢铁企业大多没有继续执行与三大矿山的长协协议，而是采购了价格低得多的贸易现货以规避原材料的成本压力。

　　要，你不要，它就不给。钢协协调一年多了，现在连个年度定价都没有了。目前这种情况，钢厂是无能为力的，政府应该出面协调，但是各政府部门之间也有矛盾，这个我们不方便说，但是2010年4月2日的时候国内曾经开过一次会，当时部门之间矛盾暴露的就很明显。

　　另一钢铁企业的工作人员则告诉新金融记者，目前日照港库存铁矿石还有1370万吨，包括很多沙钢、中钢，甚至宝钢进口的铁矿石，“各大钢厂都有自己的贸易公司，为什么钢协与三大矿山的谈判就谈不了呢，钢协虽然规定三个月内不准进口铁矿石，但是最大的厂家都叛变了，都去买三大矿山的铁矿石，买的价格都比我们低，除了自己用的都拿出来销售。”

　　从新一届中国钢铁协会的领导班子来看，基于三年逆转铁矿石供需关系的战略考虑，有关方面已经注意到强化政府管理部门、协会、企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接任会长的人选为在任企业领导，而非前任。一业内人士说，尽管协会班子换届，铁矿石谈判也暂停，但是这一次的调整表明了有关部门的决心。他告诉新金融记者，目前钢铁协会已经开始整肃内部纪律，要求不能随便对外接受采访，某领导就因为“上面不让说，他还私底下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现在就有些问题了，差点被处理”。

    定价机制是替罪羊？

　　“很多人都认为三大矿山的垄断是中国在铁矿石定价机制中权重缺失的根源，但是如果你占据着这个产业链的上游端，你会怎么做？你会让利润平均分摊在整个产业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吗？”曾经代表某大型国企参与过铁矿石谈判的知情人在电话里告诉新金融记者，铁矿石行业的垄断是肯定的，涨价也很正常，购买者一定会诉苦，但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反应，如果我们垄断了，产品也会涨价，利润的分配不是依循买方和卖方的利益来决定的，季度定价模式比之长协机制就更为市场化，价格更能体现供求关系，这些都是市场行为。

　　该知情人告诉新金融记者，因为长协矿价格长期低于贸易现货价格，拿到长协矿的各大钢铁企业都有专门成立的相关贸易公司在行情合适的时候倒卖长协铁矿石，赚取差价，有利则执行、不利则违约，这在业内也已经是公开的事实。实行长协年度定价期间，拿到长协矿的中国钢铁企业其实都赚了大钱，一定程度上他们也是长协矿的受益者。他现在就职的某外资企业就一直坚持铁矿石现货现售，从不做长协，缘由就在于此。

　　如2010年备受关注的华菱钢铁公司。新金融记者了解，其控股子公司涟源钢铁每年所需的铁矿石原料大致为1100万吨，其中从澳大利亚第二大矿山FMG处每年获得大约400多万吨的权益矿，并分别与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都签了长协协议。

　　涟源钢铁公司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新金融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出于企业盈利考虑，公司没有继续执行与三大矿山的长协合同。2008年底到2009年底，铁矿石贸易现货价仅为一吨60多美元，而长协价每吨高达140多美元，两者之间的价差高达80美元。尽管还需支付一定的运费，但是去除与FMG每年的权益矿外，在放弃履行长协协议选择贸易现货后，每吨80美元左右的差价让涟源钢铁金融危机期间铁矿石采购成本节省近三十亿元人民币。

　　山东钢铁集团采购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金融危机期间凡拿到长协协议的中国钢铁企业大多没有继续执行与三大矿山的长协协议，而是采购了价格低得多的贸易现货以规避原材料的成本压力。因此，三大矿山也随即停止供应铁矿石，这成为金融危机后三大矿山终止长协年度定价机制的大背景。

　　金融危机过后，铁矿石贸易现货价格回升超过长协价，但是由于此前履行长协合同出现的冲突，2010年涟源钢铁重新与矿山接触谈判时，遭到了对方的冷遇。据了解，当时，力拓方面态度非常坚决，尽管涟源钢铁也派出相关负责人专门跑到新加坡对力拓公司进行接触公关，但是获取长协矿的效果并不明显。

　　“2010年以来，我们虽然重新从三大矿山拿到了协议矿，但是对方在供货方面控制得非常紧，我们需要十船矿，对方却仅仅只给我一船矿，根本无法满足生产需要。”上述涟源钢铁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新金融记者，这使得涟源钢铁的长协矿比例明显偏低，2010年高位时，长协价比现货贸易价低20多美元，这使得企业采购成本激增。

　　但是上述涟源钢铁市场部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新金融记者，实际上双方都存在违约情况，往常力拓在履行长协合同时也没有很好地遵守合同规定，在提供铁矿石时经常会出现一些违约情况。他指责三大矿山中力拓履行合约的情况最糟，力拓执行长协合同时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有时候发不了货就推脱不可抗力，与之相比，在履行合同方面必和必拓与淡水河谷相对就很严格。

　　针对各种铁矿石挤压国内钢企利润的言论，刘永顺告诉新金融记者，铁矿石新的定价模式不应该是钢铁企业成本压力增加的关键。目前的指数化定价以上季度中国现货到岸价格的平均价格为依据，不是企业决定的，是被指数化，是有规律的，可预期的，不应是影响成本的变量，真正带来成本上压力的还包括其他一些变量因素。

　　刘永顺说，诸如宏观的经济调控、节能减排、拉闸限电、煤电价格等外界因素都是影响成本的变量，提高了吨钢成本。据中钢协对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进行统计，2010年前三季度企业实际采购成本中，炼焦煤、喷吹煤、冶金焦、国产精矿粉等价格都上涨了至少十几个百分点，并呈逐月上升的状态。

　　将这样的分析置入国内钢铁企业的生产运营之中，再考虑到国内钢铁行业集中度较低的现状，或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利用贸易现货和长协矿的双规价差大幅度降低原材料成本之后，国内钢铁企业盈利依然难有起色。

　　如华菱钢铁预计201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亏损25亿-27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1.2亿元。这其中，三季度单季亏损金额就高达10亿-11亿元。公司称，华菱涟钢近两年来未能妥善处理与海外铁矿石供应商的长协供应关系成为亏损的主要原因。

　　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市场部首席分析师柳希向新金融记者承认，一方面是与国际矿山铁矿石长协合同的处理问题，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自身的技术研发没有跟上，特别是上半年销售情况比较好的冷轧产品方面，涟源钢铁没有从中获得更多收益。

　　在无法改变既有市场现实的情况下，国内一些钢铁企业也开始通过重组整合，企业内部的管理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研发等途径为自己拓宽利润空间。如宝钢就通过进入到房地产、金融等领域，连续数年非钢铁主业利润贡献比例近半。

　　2010年12月3日，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就位于西澳州皮尔巴拉地区的恰那铁矿项目与中国中钢续约。 CFP供图

　　让人担心的是，尽管海外铁矿石资源还有很多，特别是在西非、南美等地区，但跨国公司似乎总是比中国企业抢占先机。对于只能投资该矿山周边区域的中国企业而言，如何规划又成为一个难题。

　　漫漫寻铁路

　　比照邻国日本数十年全球投资布局矿产的经验，中国钢协把投资海外铁矿石作为中国三年内改变在铁矿石供需关系中长期被动地位的关键战略。

　　据媒体报道，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将在3-5年之内实现铁矿石的自给。但让刘永顺担心的是，中国钢企海外寻矿的历程并不如一些媒体宣称的那样乐观，铁矿石困境可能依然存在。据他介绍，目前，中国投资的海外矿山能看到投产运营预期的只有中信泰富的西澳磁铁项目，而他调查了解的国内企业投产的其他海外矿山什么时候投产运营还未可知。

　　与四十年前开始布局海外矿产的日本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成本上的耗费更甚。

　　“投资经费还得再估算，估计要超过之前的预算。”国家开发投资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新金融记者，去年他们对中国企业投资的某大型铁矿石项目又做了一次预算，投资预算可能会超过六十亿美元，比最初的预算超出一倍，投产运营时间也一再推迟。

　　他告诉记者，该铁矿石项目是中资企业最大海外铁矿石生产基地，也是由中资企业完全掌控，具有完全自主定价权的最大的海外铁矿石生产基地，按目前的年开采矿石量计算，是全世界最大的铁矿开采项目之一。如果把该企业和另外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在该矿附近投资的其他铁矿算在内，中资企业在西澳大利亚可以形成年产超过6000万吨铁矿石的生产能力，占2008年中国进口该国铁矿石的三成。

　　2005年，某大型集团向该国政府收购三处共20亿吨铁矿石资源开采权，并有权进一步认购40亿吨开采权。中国钢协工作人员透露，该处已探明资源量超过20亿吨，同时对现有勘探区以外的某地区进行勘探也发现近30亿吨的潜在资源，估计项目投资区域内资源存量可能超过40亿-50亿吨，“随着勘探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投资方完全可以在当地得到更多的资源量。”

　　该地区的铁矿石一向很受国内企业的青睐，除去比其他地区更具优势的地理位置外，其优良的品质更是国内铁矿石很难企及的。

　　投资伊始，该项目估算是30多亿美元。其中资本投资超过25亿美元，另外还包括含印花税的采矿权收购价款约为4亿多美元，勘探费用大约1000多万美元，建设期利息2亿多美元。到了三年后的一次估算中，投资费用已经突破50亿美元，增幅超过一半，其中资本投资和建设利息的增幅最大，都有近50%的增幅。年生产规模也增加了近400万吨。

　　新金融记者了解，该铁矿石项目的资金结构要求必须在所需投资额中75%以项目贷款方式筹措，由此计算该项目所需贷款也从20多亿美元增至近40亿美元。“最初的投资预算是当地一家公司和国内的钢铁公司联合估算，之后当地经济表现强劲，铁矿石产品销售价格也一再高企，项目建设一直承受成本和通胀的压力。”

　　在增加的资本投资中还包括日后扩能需要的前期建设成本也近4亿美元。

　　包括港口设施、海水淡化厂、公路、建设用营地等设施，几项投资统计下来总共十几亿美元。如当地海床比较浅、地质硬度较硬。计划中的港口按千万吨级可停泊大型货轮的深水码头标准建设，建设工期长，投资费用高达数亿美元，项目头两期是通过驳船转运将铁矿石运往无法靠岸的铁矿石货轮。

　　该地区内可用地下水量比早先的预期要少，且地质条件导致对矿石的磨选工序更长，同时当地水质也比原先估计较差，需要投资建设辅助设施对水质进行加工，这都让海水淡化设施的建设成本大幅增加，估计增加额度可能会上亿美元。

　　参与该项目的中冶某工作人员告诉新金融记者，项目建设需要的设备往往也会因为一些原因导致费用与之前的估计有出入。比如项目矿区的石块硬度高于之前获得的数据，在磨选过程中需要较长时间，这对选矿工序中的生产线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为达到设定的年产量，相关设备购置和配套设施投资就大大超出之前的预算。项目投资中的选矿厂建设部分投资估算超过十亿美元，加上采矿部分的投资合计总费用就超过了15亿美元，几乎占了资本投资的一半。

　　由于当地环保要求非常高，其工程技术标准也与国内不同，不少项目都需要符合当地的相关标准以及环保要求，目前国内的设备无法达到这些要求，因此中方不得不采用大量海外进口设备，在当地雇佣的工作人员工资、设计以及建设要求等等都是必须按澳大利亚当地标准。

　　曾经参与过某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的专家告诉新金融记者，在欧美国家，项目的前期费用也是必须考虑在内的，其中包括聘请国内以及当地专家团队对项目总体规划进行研究和推进，同时还需要聘用独立顾问根据当地的环保要求进行研究并提供相关报告，这样整个工程才能获准开展。因此顾问费、团队支出以及相关费用支出其实并不是小数。

　　由于投资总额大幅增加，项目首生产日也比之前所做的估算推迟,整个项目建设期利息也大幅增加，之前投资该项目的某大型集团因签订杠杆式外汇合约遭受的巨额损失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就是该项目牵涉的外汇升值带来的成本压力所致。

　　投资成本之外，更让人担心的是，尽管海外铁矿石资源还有很多，特别是在西非、南美等地区，但是跨国公司似乎总是比中国企业早一步到，抢占先机。据了解，国内某企业曾经有意玻利维亚一处的矿山，但是没有想到这次竟然被印度企业先到一步，更让中国企业无奈的是，印方并没有马上开发建设，而是在矿山的中央地带象征性地开发了一点，对于只能投资该矿山周边区域的中国企业而言，如何规划又成为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