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约谈了煤炭企业而令一度发飙的“煤超风”停下放肆的脚步后，今年以来，监管机构又将火力对准了铁矿石交易商，其中被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日前约谈的企业既有央企国企，也有外企民企，既有铁矿石贸易商，也有铁矿石资讯机构。这些企业不仅被要求书面提供自身在全国各港口铁矿石库存数据以及近期的期现货交易资料，而且被提醒、警示与告诫不得随意定价和不得串通与炒作，官方亮出的严厉姿态非同寻常。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造就了过去一年国际大宗商品的新一轮“牛市”，原油、煤炭、铜铝等集体狂欢之际，铁矿石价格也扶摇直上。仅就中国而言，去年进口铁矿石价格同比大幅上涨55%，并且进入今年后依旧“高烧”不止，62%普氏铁矿石价格（以62%品位铁矿石为基准，按美元计价的铁矿石到岸现货价）指数目前相较去年的最低点上涨了72%。铁矿石价格如此“脱缰”式狂飙，显然有需求刚性因素的拉动作用，但背后也闪现着贸易商投机的鬼魅身影，同时交易环节的蓄意炒作与哄抬可能“功不可没”。

　　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工业的粮食”，铁矿石价格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制造出连锁效应，首当其冲的就是钢铁价格踏着它的亢奋节奏而起舞弄影，进而带动船舶、飞机、桥梁以及汽车、家电和房地产等一系列工业品与民用品生产成本的增升，其中绝大多数产品的成本当然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PPI也传导给CPI，从而制造与推升通胀。更容易看到的是，由于铁矿石出口地与进口地十分集中，财富在相关国家的转移以及利润在相应国家行业与企业之间的再分配路线与镜像演绎得格外明朗与清晰。

　　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与消费国，中国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因此说铁矿石价格上涨让中国成为了最大的受损者其实一点也不假。去年中国累计进口铁矿石11.2亿吨，均价为164美元/吨，而且基本上是从澳大利亚与巴西进口，等于就是中国高达1837亿美元的铁矿石进口用汇被这两个国家瓜分。同时对比发现，以2020年全年进口铁矿石均价101.7美元/吨计算，当年中国进口铁矿石11.7亿吨，对应金额约1189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便在进口量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在2021年也因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多支付外汇648亿美元。

　　更严重的是，全球铁矿石资源又主要集中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和福蒂斯丘四家企业手中，铁矿石价格上涨在进出口企业之间引起的利润分化程度简直匪夷所思。有人算了一笔账，由于铁矿石价格上涨的成本吞噬，中国钢铁行业利润率常年不到2%，而全球四大铁矿石巨头的利润率却总是高居400%左右的位置，甚至澳大利亚三大铁矿商的利润是中国钢铁企业的50多倍，年度所得可以抵得上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总和。拿2021年来说，全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550亿美元，但同期必和必拓与力拓两家企业的利润之和就高达590亿美元。残酷的对比数据清晰揭示铁矿石价格上涨对于中国企业的掠夺与戕害。

　　真金白银被他人轻松拿走固然有些心痛，而更令人扎心的是虽然中国占据着世界铁矿石最大进口国的位置，但在铁矿石定价上基本上没有话语权。每年4月份，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大主要钢铁生产国与出口国的代表性钢铁企业都会在各国行业协会组织的牵头下集中起来与四大铁矿石巨头进行价格谈判，即所谓长期协议价格谈判，但说起来是长期价格，实际敲定的只是一年内的铁矿石进出口“首发价格”，而且最终结果是年年谈判年年价格水涨船高，“首发价格”后的市场价格也是涨多跌少。十分不可思议的是，国际铁矿石谈判中历来遵循与贯彻着“跟随”潜规则，即只要铁矿石生产商与谈判的任何一方达成了长期合同价格协议，全球其他钢铁企业都应跟随这一价格。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每一次谈判结果都是铁矿石供应巨头率先与日本钢铁企业订立“城下之盟”，中国企业只能无奈被动“跟随”。

　　为什么日本的钢铁生产商愿意在狮子大张口的铁矿石巨头面前认怂和妥协？倒不是日本比中国富裕，也不是日本企业不计财务成本，更不是日本人比中国人笨傻，而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投放了具有较强激励性的财政政策工具，推动本国钢铁企业出国投资，结果不仅在如今全球四大铁矿石商的股东名单上都能找到日本钢铁企业的身影，在澳大利亚24个主要铁矿中全部都有日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参股，甚至三井物产已将商业铁蹄迈向了印度，直接取得了印度最大私营铁矿石出口商Sesa?0?2Goa的控股权。墙内损失墙外补。明面上日本钢铁企业必须为高价进口铁矿石痛苦埋单，但转身却暗中从铁矿石生产商盈满的利润池子中开心捞钱。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进口转而使用本土铁矿石，这样的建议理论上完全成立，却难以找到可以支持的现实依据。不错，我国是继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之后的铁矿石藏量第四大国，整体资源储量超过200亿吨，但属于铁矿石富矿类资源的只有2.2%，其他都是贫矿，既不能用也不敢用，而且我国铁矿石平均品位仅34.5%，远低于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46.6%，转化加工成本特别高昂。不仅如此，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时以投资，尤其是以基建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淡化也尚需时日，决定了我国自身依然存在巨大的钢铁需求，这样较长时期也就很难摆脱对铁矿石的进口依赖。

　　回过头去看，完全不同于约谈煤炭企业可以从扩大生产的供给角度来影响市场价格，我们在铁矿石生产端几乎无能为力，因此只能在仓储贸易与市场交易环节加大干预力度，由此也不难理解官方在约谈态度上表现出十分严厉的良苦用心，只是对于我国来说，短期的应急性政策干预并不能有效治本，最终摆脱铁矿石的高价困扰，更多地需要我们从国内产业布局和国外市场合作经营等方面打开全新视窗。

　　在对内产业布局上，钢铁行业可以沿着两条路线最大程度地降低铁矿石的使用量。一方面，国内前十家钢铁企业产量占比目前只有41.5%，仍低于全球60%的行业集中度水平，有必要继续推动行业并购，同时推进以钢铁企业为核心、集合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重组，对外增强对铁矿石价格谈判的话语权，对内以产业规模化提高铁矿石的边际产出率；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存在多达近3亿吨的废钢资源，但对粗钢产量的贡献率不到20%，完全可以通过平台集中收储、税收幅度优惠，甚至厂商责任界定等手段实现更大程度的废钢资源再开发与再利用，部分实现以挖掘存量供给满足铁矿石增量需求的效果。

　　在对外市场经营上，同样存在着两条值得重点把握与跟踪的方向。一方面是推动企业走出去拓展资源获取的多元化路径，同时尽全力增加海外权益铁矿的比重，重点是放在俄罗斯、非洲国家的铁矿石资源合作开发上，同时对于在资本层面难以达成联姻共识的重要国家铁矿石企业，可率先选择与当地贸易企业的深度合作，利用本土化力量去影响产业上游的态度；另一方面，鉴于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且虽然国内在大连商品交易所设置了铁矿石期货交易指数，同时引入了期权交易，并设置了北京国际矿业权交易所这一现货交易平台，但总体而言，国际铁矿石价格受到新加坡铁矿石期货交易所的影响更大，而且投机商也更多地会选择从我国监管层无法触达的外围交易市场入手，比如先在海外交易所推高期货价格，继而带动中国现货产品价格走高，然后借机出货牟利。因此，盯住国内重点与敏感部位的同时，国内监管还要积极谋求与海外执法机构的合作和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