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家媒体称，中国近期有望重启煤电联动，上调部分省市的上网和销售电价，以缓解电力企业的困境。

　　综合各方信息，新一轮的煤电联动将采取分批实施，第一批涉及12个省市，包括河南、山西、湖南等火电亏损严重的省份，并且最早有望于4月1日颁布相关煤电联动政策。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监会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其没有收到煤电联动的文件，而按照一般程序，在主管电力价格的发改委价格司起草煤电联动具体方案后，需获得电监会的同意，“现在，国家解决电力企业问题的主要方针还是在控制煤炭价格上”。

　　事实上，电力企业一直在积极争取煤电联动，以提高电价，2011年“两会”前夕，五大发电集团联合向国资委、国家发改委和国务院进行汇报，反映煤价上涨的情况和发电企业的经营状况，希望再次实施煤电联动。

　　知情人士称，在2010年发改委价格司也提出过类似部分省市煤电联动的方案，省市数量由7至9再到10，而中电联则提出更大范围的煤电联动方案。

　　“市场上说重启煤电联动是不对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发改委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煤电联动从未说过要停止实施，因此“无从谈重启”，其实施方案一直在做，关键是没有实施机遇。

　　受制于通胀压力，煤电联动政策近两年陷入困境，为此，发改委价格司及煤电企业亦希望在通胀可承受的前提下实施煤电联动，使得分批煤电联动的方案出炉，但随着煤炭价格的连续高涨，电力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分批煤电联动的实施范围也不断增加。

　　电企之困

　　煤电联动政策始于2004年，其主要内容是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便将相应调整电价。

　　煤电联动主要用来解决“市场煤”和“计划电”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90年逐步放开煤炭市场之后，煤炭价格总体不断上涨，而火电上网电价采取计划定价，并未随燃料成本煤炭而变化，而随着电煤价格的快速上升，火电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煤电联动随之而出。

　　在公布煤电联动政策后，国家发改委曾于2005年5月和2006年6月两次实行煤电联动，销售电价共上涨了约5分/度。

　　但后来煤电联动机制未能再继续实施，在2007年，电煤价格持续上涨，且涨幅超过了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规定的5%，但为了控制通胀，并没有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政策。

　　此后2008年，电煤价格出现持续大幅度攀升的局面，中国分别于7月和8月两次上调上网电价，但迫于通胀压力，直到2009年才上调了销售电价，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调整幅度也弱于煤电联动政策的要求。

　　在2010年，电力企业再陷亏损泥沼。2011年3月，中电联理事长、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称，受煤炭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电力企业经济效益明显下滑，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2010年电力企业销售净利润率仅为2.6%，远低于央企5%的平均销售利润率。

　　作为中国最大的发电企业，华能集团自2004年以来，其电煤价格涨幅超过130%，而电价涨幅仅为29%，电价缺口达到8.6分/千瓦时，即使考虑发电企业消化30%，缺口仍达4分/千瓦时，年影响经济效益200亿元以上。

　　事实上，国家曾试图从控制煤炭价格上来缓解电力企业的困境，从保障相对优惠的重点合同煤供应到不得限制煤炭出省等措施，但收效甚微，在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姜绍俊看来，国家发改委对煤价的限制很难起到根本性作用。

　　困局难解

　　不过，对于电力煤电联动的吆喝，上述发改委官员不太同意，“仅是赚少了一点钱而已，上网电价不一定需要调。”

　　公开资料显示，火电厂上网电价是成本加利润，而成本主要由财务成本、燃料成本、运营维护成本等构成，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建设电厂过程中产生的贷款还本付息财务成本和电煤成本。

　　“它们老说电煤成本涨了，但却没有说财务成本有何变化。”上述发改委官员介绍，上网电价0.4元/度的火电厂，财务成本占两成左右，而大部分火电厂都有5-10年的历史，中国有半数左右的火电厂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财务成本，所以煤电联动政策并不会考虑财务成本的变化。

　　“对煤电联动政策，地方政府也不乐意。”前述电监会人士称，地方电力价格的提升会产生连锁反应，引发大面积的产品价格上涨压力，甚至导致地方高通胀，“而控通胀是地方政府近两年最主要的任务之一”。特别是，先期进行煤电联动的省市，因为通胀压力大，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竞争力，“这肯定不是地方政府愿看到的”。

　　“关键还是要推进市场化。”上述发改委人士引述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司长王骏发布的文章称，煤电联动没有出路，2008年的煤电联动险些将能源系统推到崩溃的边缘，“有煤电联动机制等计划机制的存在，电力企业最主要的工作变成了向国家要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