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一段时间铁矿石价格上涨过快以及存在明显炒作的问题，国家发改委表示，将高度关注铁矿石市场价格变化，会同有关部门紧盯市场动态，持续加强监管，对散布虚假信息、哄抬价格、恶意炒作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打击、绝不姑息，切实保障铁矿石市场价格平稳运行。
 

数据显示，在高基数与市场供需基本面总体稳定的情况下，2022年最后两月，中国铁矿石进口价格累计涨幅高达47.6%。进入2023年以来，虽然进口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力度在官方干预之下有所收敛，但依然维持在历史高位。
 

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
 

在美联储过去一年七次大幅加息以及美元强劲上行下，国际大宗商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调，铁矿石也是这样。兰格钢铁网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海关进口铁矿石均价118.2美元/吨，同比下跌28.0%，改写了前一年度飙升55%的“牛市”状况。但过去一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到岸价也一度摸到131.4美元/吨的年度高点，虽然之后有所回落，但118.2美元/吨的年度价格依然居于中国钢铁企业的盈亏平衡点之上。
 

再拉长一点时间可将铁矿石的价格走势看得更清晰。以人民币计价，2016年中国进口铁矿平均价格为372元/吨，次年升至482元/吨，又过了一年，价格上行至568元/吨，接下来的2019年和2020年继续扬蹄跃进，平均进口价格分别涨至654元/吨和703元/吨，至2021年，进口铁矿平均价格首次突破千元，涨至1162元/吨，而按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度价格计算，2022年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为816元/吨。六年多的时间里世界经济风云变幻，而铁矿石价格保持上行势头如故，最高涨幅达到212%。
 

在钢铁生产成本构成中，铁矿石占比近60%。铁矿石价格上涨也引发连锁效应，对钢材价格形成了强力驱动，同时传导至下游产业，船舶、飞机、桥梁、汽车、家电和房地产等一系列工业品与民用品生产成本都随之上升，其中绝大多数产品的成本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同时，由于铁矿石出口地与进口地十分集中，财富在相关国家的转移以及利润在相应国家行业企业之间的再分配路线格外明晰。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钢铁产量已经连续20多年居全球首位，而且其间年年扩量增产。2002年中国粗钢产量1.8亿吨，中国钢铁协会预测2022年为10.1亿吨。与此相对应，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耗国，年均进口量占到全球总进口量的60%以上，对海外进口铁矿石的依赖率高达80%。
 

一方面是铁矿石价格持续攀升，另一方面是中国钢产量不断增长带动铁矿石进口放量，中国因此付出的超额采购成本不言而喻。最新数据显示，2022前11个月中国累计进口铁矿石10.2亿吨，全年超过2021年的11.24亿吨应该没有什么悬念。若以11.24亿吨的进口量为参照，结合118.2美元/吨的进口价格计算，意味着中国铁矿石进口用汇高达1328.5亿美元。
 

全球铁矿石资源又主要集中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以及福蒂斯丘四家企业手中，铁矿石价格上涨在进出口企业之间引起的利润分化值得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前11个月国内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实现利润总额229.2亿元，同比下降94.5%，而2022年财年必和必拓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高达309亿美元,同比增长173.35%。
 

价格话语权的博弈
 

铁矿石价格走高固然有需求因素的牵引，但作为黑色金属类的大宗商品，其价格理应由期货市场所决定，就像国际铜价主要由LME铜期货价决定，全球大豆和玉米买卖价格由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价和玉米期价决定一样。然而，铁矿石期货还是不十分成熟的品种，全球范围内有印度商品交易所ICEX和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MCX联合推出的铁矿石期货、新加坡交易所在掉期交易基础上推出的铁矿石期货，以及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的铁矿石期货，但由于各自参考基准不同且标准各异，同时三大市场处于割裂状态，最终释放出的期价很难受到铁矿石供应商与采购商的一致认可。
 

普氏能源公司发布的普氏铁矿石指数虽然反映的是中国主要港口铁矿石CFR（成本+运费）现货价格，但其数据样本多为“活跃”参与现货交易的小规模钢企和贸易商，而不是矿山和大型钢厂，不仅代表性欠缺，而且指数价格编制方式也不透明，背后利益盘根错节，如普氏能源母公司麦格劳-希尔集团股东中闪现着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等金融巨头的身影，但这些金融机构又分别持有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的股份，而且淡水河谷母公司巴西国有资本Valepar公司还直接持有麦格劳-希尔集团的股份。这种十分复杂的股权结构关联很难让铁矿石的最终定价摆脱金融资本与矿山资本联手做局的嫌疑，也难以赢得包括中国钢铁企业在内的全球（主要是中日韩三国）铁矿石采购方的青睐。
 

因此，全球铁矿石交易价格最终采取的还是长协定价机制，即全球三大主要钢铁生产国中日韩钢铁企业在各国行业协会组织牵头下推出行业代表，与铁矿石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双方商定出长期价格。但说起来是长期价格，实际敲定的只是一年内的铁矿石进出口“首发价格”，“首发价格”后的市场价格也是涨多跌少。而且国际铁矿石谈判中历来遵循“跟随”潜规则，即只要铁矿石生产商与谈判任何一方达成了长期合同价格协议，其他钢铁企业都应跟随这一价格。而由于日本在必和必拓和力拓等矿山中持有不少股份，几乎每一次谈判结果都是铁矿石供应巨头率先与日本钢铁企业订立“城下之盟”，中国企业只能无奈“跟随”。
 

对于中国钢铁行业而言，长协定价机制带来的痛苦其实远不止基于采购价格的被动“跟随”。回视近20年中国参与全球铁矿石价格谈判的历程，其间既有谈判过程中有人为了从国际矿山那里拿到更多的长协矿，进而高价倒卖给国内中小钢企而和铁矿石厂巨头进行非法交易的行为，也能经常看到国内众多中小钢铁企业绕过长协谈判直接与铁矿石供应商私下达成采购协议，致使处于胶着长协谈判状态的国内大型钢铁企业不得不接受供应方要价。因此，虽然中国占据着世界铁矿石最大进口国的位置，但依旧对铁矿石定价没有话语权。
 

仍需淬炼内功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非要大动干戈地进口海外铁矿石而不采用本土矿石资源？中国是继澳大利亚、巴西和俄罗斯之后的铁矿石藏量第四大国，整体资源储量超过200亿吨，但我国铁矿石平均品位仅34.29%，远低于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的48.42%，真正属于铁矿石富矿类资源的只有2.2%，其他都是贫矿，而且国内铁矿资源分散，多数深埋于地下，开采与转化难度极大。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铁矿石都集中在地表，并且很多矿区都是靠近海洋的露天矿，开采难度小且装海方便，论效益性与经济性并不弱于国内铁矿资源的开发。正是如此，我们很难摆脱对海外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其中维持从澳大利亚的六成以上进口很长时间内将是常态。
 

针对铁矿石价格的非正常上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多次进行市场干预，对哄抬价格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但提升铁矿石价格博弈的话语权，进而构造出对国内铁矿石进口的有利格局，以及改变既定而顽固的国际谈判规则，远远不是行政手段的干预所能解决的。根本出路是，我们在向海外伸出商业力量长臂的同时，更需要从国内产业布局与资源利用层面拓展治本的有效路径。
 

首先，要提高对外谈判话语权的聚集度。关于这一点，半年前成立的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有可能担起大任。一方面，未来中矿资源将代表国内钢铁行业与海外铁矿石生产商谈判，在此基础上牵头实施铁矿石集中采购制度，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对于铁矿石的议价能力，也可以对国内进口铁矿石资源进行合理的行业组合与配置。另一方面，中矿资源接下来有可能与海外铁矿石供应商进行实质性的战略合作，如双方在资本层面展开与推进交叉持股、共同开发第三方铁矿石以及其他矿产资源，以及为合作行业共同制定绿色低碳技术等资源优化方案和标准等，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为铁矿石进口配备出可以解压的产业服务链与安全供应链。
 

其次，要继续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通过产业优化降低铁矿石的使用强度。虽然经过多年的产业整合，但国内钢铁行业的集约度依然不高，排名前十的钢铁企业产量占比目前只有41.5%，低于全球60%的行业集中度水平，因此，有必要继续推动行业横向资源整合，同时推进以大型钢铁企业为核心，集合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跨行业、跨地区的纵向联合，以显著的范围经济与产业规模化提高铁矿石的边际产出率。在此基础上，除了少量特种钢材外，坚决禁止其他粗钢生产的增量投资与建设，推动钢铁行业的产品结构调整与升级，提高铁矿石的利用率。
 

再次，有效利用存量废钢资源，构造出对增量进口铁矿石的替代强度。全球范围内有以铁矿石为基础原料的高炉长流程炼钢和以废钢为基础资源的新型电炉短流程炼钢，像美国的短流程炼钢产量可达70%，欧盟可达42%，但我国90%采取的是长流程工艺方式，短流程炼钢产量远低于3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国内目前多达近3亿吨的废钢资源对粗钢产量的贡献率不到20%。为此，需要加大电炉钢工艺技术的研发与升级力度，同时通过支持平台集中收储、厂商责任界定等手段彻底改变废钢回收小、散、乱的特点，实现废钢资源的应收尽收与应用尽用，最大效度地实现对铁矿石增量进口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