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江指出，钢铁企业实现超低排放改造极其难，原因在于钢铁链条太长，产污环节太多，平均一个一千万吨的长流程钢铁企业，可能有100多个有组织排放口，每一个排放口都要达到和燃气机组排放相当的水平，难度确实比较大。而在运输方面，一吨钢要五吨的运输量，超低排放要求清洁运输比例达到80%以上，对于钢铁企业来说也是很难的。
 

　　刘炳江介绍，过去几年，钢铁行业在超低改造过程中推进了治理技术全面革新，相关科研工作者合力攻关，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钢铁超低排放累计拉动社会有效投资约2000亿元，带动了环保及相关产业快速增长。为新能源车提供了应用场景，带动了我国新能源重卡快速发展。去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全球第一，同比增长154%，主要集中在空气质量差和钢铁产能集中的省份和城市。
 

　　他还表示，2022年同2018年超低排放实施前相比，吨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排放量下降了一半，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全国钢铁产能集中的10个城市PM2.5浓度平均下降24%，优良天数比率平均上升7个百分点，促进了重点区域和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刘炳江介绍，为了推进钢铁超低排放改造，生态环境部开创差别化管理新思路，推动地方实施差别化电价、水价、环境税等政策。企业达到超低排放后，就可以享受这些优惠政策。更关键的是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的时候，达到超低排放的企业可以自主减排，不影响生产。刘炳江指出，让超低排放改造投入多的企业成为国内钢铁行业标杆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促进了整个钢铁行业发展。
 

　　“我们建立能上能下的机制，经评估监测能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的企业在钢协网站公示；已公示企业经双随机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撤销公示，这对行业震慑是相当大的，这个机制非常有效地推动了钢铁行业高质量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刘炳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