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煤炭出口始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一开始出口量较小，90年代中后期出口量开始逐步增加。1995—2001年，我国煤炭出口水平不断上升。虽然在1997年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煤炭出口小幅回落，但为了鼓励国内煤企出口，国家开始实行煤炭出口退税政策，1998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大幅上调出口退税率，税率从3%上调至13%。受此影响，2000年开始我国煤炭出口量加速增长。2002年，我国加入WTO之后，煤炭出口量进一步增加。到2003年，我国煤炭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位，年出口量超过9000万吨，使得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煤炭出口国。不过，也是从这一年我国开始实行了严格的出口配额限制，具有出口资格的企业仅有4家。与此同时，煤炭进口量也开始不断增加，一举突破1000万吨水平。2004年，国家开始控制煤炭出口并鼓励进口，出口退税率从13%开始一路下降。到了2006年11月，出口退税完全取消，并开始征收5%的出口关税，同时将煤炭进口关税区间从3%—6%下调至0—3%。一系列政策使得我国煤炭净出口逐渐减少，进口量逐年上升，并在2008年之后转为净进口国。
 

　　我国从煤炭出口大国转变为进口大国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我国需求高速增长带动能源进口需求。我国加入WTO之后，国内经济开始快速发展，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驱动我国经济增速超过10%，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整体表现不佳，对煤炭的需求有所回落，大量煤炭开始流入中国。此外，由于运输瓶颈存在，沿海地区缺煤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沿海地区需要进口煤资源保障经济发展。
 

　　第二，国内产销格局发生明显变化。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品种齐全，但分布不均——北多南少、西多东少。其中，以山西为代表的西北地区煤炭资源最为丰富。中部和东部地区经过多年开采，煤炭资源大幅减少，部分地区煤炭资源已经枯竭，且环境污染加剧，煤炭产量重心西移已是大势所趋，产地重心西移也给我国煤炭产销格局带来了深刻变化。由于中部地区煤炭资源枯竭，沿海地区用煤的运输距离显著增加，一方面沿海企业用煤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国内铁路运力不足，获得煤炭的难度有所增加。作为煤炭运输的主要方式，铁路运输增长一直慢于需求增速，运力瓶颈不断凸显，同时铁路运价也在不断上涨，这使得销往东南沿海企业的煤炭成本明显上升，进口煤的性价比不断凸显。
 

　　第三，进口煤具有较大的价格优势。决定煤价成本的因素主要有可采性、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我国主要的煤炭进口国是印尼和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煤炭主要是露天开采，开采安全、容易、方便，开采成本低，澳大利亚露天开采的煤矿约占60%，主产地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的煤层赋存平稳，地质破坏小、断层少，良好的地质条件降低了煤炭开采成本。此外，澳大利亚机械化开采程度较高，且劳动生产率高，这意味着在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的煤炭开采成本要低于我国。
 

　　2008年金融危机后，海外许多国家因为受到需求不佳或能源替代的影响，加大了本国煤炭出口。2008年，以美国为主的油气开发取得较大进展，美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页岩气大规模商业性开采的国家，能源的替代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煤炭需求的下滑，最终推动了美国煤炭出口。2009年年初，越南将煤炭出口税率由20%下调至10%，大力促进本国煤炭出口。印尼要求从2012年开始禁止任何类型的原矿产品出口，以确保对印尼国内的供给，所以在金融危机后，印尼加大了煤炭出口。澳大利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未受到明显影响，所以当地企业不断扩大港口建设以方便煤炭出口。
 

　　近几年，碳中和的兴起使得全球各国不断寻找煤炭的替代资源，由于降低污染物排放以及提高资源效率的使用已经得到全球大部分国家的认可，所以目前超过100个国家已经将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作为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同样我国也制定了相应的碳中和政策。然而，供给端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恢复缓慢，而需求端恢复较快，供需缺口扩大使得全球各国加大了对能源的争夺。不过，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对煤炭而言，保障能源安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核增产能，保障供给稳定；二是加大煤炭进口，保障能源进口多元稳定。
 

　　目前，我国煤炭主要进口自印尼、蒙古、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随着能源安全不断强调，从今年开始，我国再度重启了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虽然当前我国煤炭进口贸易格局相对稳定，但在合适的利润下，下游企业仍会选择进口澳煤。此外，澳大利亚煤炭进口不仅影响进口量的绝对值，也是国内用煤企业与其他上游谈判的筹码。因此，今年澳大利亚煤炭重新开放对我国煤炭的影响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