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多家机构与高校院所对2024年经济形势进行了集中预测，普遍认为中国GDP增速将在2024年保持在5%左右，实际运行强度明显高于2023年。但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严重，房地产、地方债以及国际环境动荡带来的隐形风险也不可忽视。
对此，相关专家和机构建议，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必须及时朝着“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方向进行调整，将前期积极的宏观政策高效落地，稳定企业、居民对于消费和投资的信心，同时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未来更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2024年经济将呈先缓后升态势
1月8日，以 “2024中国经济展望”为主题的第46届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发布的年度分析报告认为， 2010至2019年GDP增速已经呈单调减速趋势，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形成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房地产、地方债、民营企业等因素。若剔除2022年低基数影响，2023年实际增长率约为4.5%，为实现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年均4.59%)，必须重振增长，逆转过去多年来GDP增速单调下降趋势。
中国科学院1月9日发布的《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分析与政策建议》分析， 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较2022年有所加快，但第2季度和第3季度在2022年基数很低情况下(上期增速分别为0.4%和3.9%)同比增速未达预期。预计2023年第4季度增速为5.9%，2023年全年增速5.4%左右，比2022年提高2.4个百分点，经济恢复进程总体呈现波浪式和曲折式前进的特点。
进入2024年，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1月8日发布的《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3年的2.7%放缓至2024年的2.4%，低于疫情前3%的增长率。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在2024年增长率则可能降至 4.7%。政府已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稳定和刺激增长，降低政策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并增加用新债券融资的公共部门投资。
国内机构的预测则相对乐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认为，2024年中国有望摆脱经济单调下滑趋势，增速达到5%左右，实际运行强度明显高于2023年，房地产市场回归市场化，年末有望稳定。
中国科学院预测，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增长水平将基本恢复至正常水平。鉴于中国目前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外部环境的影响，2024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约5.3%，全年经济表现将稳步向好，呈现出先缓后升的趋势。
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告诉
，2024年仍然是一个下行风险较大的一年，高房价和地方政府债务不容忽视，这些问题的根源与土地供应有关。房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供应对价格缺乏弹性，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房价涨得快的时候增加土地供应，以此来控制房价。另外，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仍是需求不足，需要利用融资平台创造投资。消费不足时，即使回报率不高，也应有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应充分利用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商业模式，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提醒，过去一年中，“新三样”(电动车、动力电池、光伏)领域的价格大幅下跌，反映出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也面临着不少的贸易摩擦风险。接下来一年里，政府部门在对外沟通方面的工作也极为重要，在疫情后的国际环境下，外国投资者既想进入中国投资，又担心中国的相关政策限制影响其收益，有关部门需要做好相关营商环境优化工作，打消外国投资者顾虑。
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并重
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看来，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疫情以及地方债、房地产、民营经济等表面问题，亟需解决的根本问题在于，近些年来一直强调社会治理规范有序，客观上对于经济发展有强力收缩性作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必须及时调整加以对冲，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轮主要导因于预期转弱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高培勇认为，因预期转弱而不能或者不敢如以往那般消费和投资，从而需求趋向于收缩，供给遭遇了冲击。换言之，当下经济恢复进程中我们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集中体现在信心和预期上。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与以往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老三稳”相比，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稳预期”替代了“稳物价”，并将其置于“三稳”之首。
高培勇表示，稳预期是“三稳”当中的基础和关键。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不宜过多依赖三措并举，而应把稳预期作为重头戏。只有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增强了，预期稳定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源自需求和供给两侧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也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另外，根据目前诸多机构预测，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经济增速呈波浪型下降，经济总量将逐步上升。如果说中国现阶段还有提高增长速度的潜力，还有制度改革的红利可以进一步释放。
高培勇认为，政策的配置固然重要，宏观政策方面的支持和支撑的确少不了，但面对预期问题、面对信心问题，政策层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至多是辅助性的，根本之道还是要依托于改革。依托于改革和政策两个方面的联动，以双引擎来驱动经济的恢复进程，打下有助于稳预期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基础。
徐高告诉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周期性政策与结构性改革应相互配合，更多地关注支持创新、提升质量、改善增长的可持续性，其关键是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GDP增速回升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在解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提到，“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在1月7日举办的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指出，对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增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空间的判断。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下降，但依然能够找到一系列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有望从目前低于2%的水平反弹，在未来十几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而实现5%左右的中长期GDP增速。
“未来十几年，投资很重要。”刘俏在谈到如何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强调，通过对1978至2017这四十年间的数据分析，中国投资率每增长10个百分点，会带动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两者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顶层设计和产业政策，保持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引导资源配置在有助于形成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新的节点行业和领域，进一步解决长期桎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新质生产力”并非普通的科技进步和边际上的改进，而是要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实现新的拓展和跃迁，在这其中需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为重点，“十四五”时期应当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刘俏认为，上述行业和领域都有望成为节点行业和节点领域。如果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有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不断涌现和创新活力的迸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我国面临的生产率增长挑战就有可能得到化解，而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也能顺利释放。
此外，黄奇帆提醒，服务越来越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新生产力需要有新服务。虽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但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却相对滞后，这也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位置不高的根源。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必须大力发展制造业强相关的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当前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不到20%，如果能增加10个百分点，对现在120多万亿元的GDP来说就是12万亿元。如果服务贸易也增加，从现在12%的比重增加到全部贸易总量的30%，使我们的高端制造中服务价值能达到终端制造产品总体附加值的50%左右，这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方向。”黄奇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