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出，1996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只有GDP的1.06倍，2022年上升到了2.20倍，M2增速快且量大，财政与金融协同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稳定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财政政策的作用是通过税收和支出促进经济发展，货币政策是通过适量发行货币来稳定债务。
 

“这个配合可能会促进我们债务规模特别是今年的万亿（特别国债）能够比较顺利的发行，也支持防范金融风险。”刘蓉说。
 

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副所长、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马光荣表示，今年财政政策的基本特点是“稳税、增债、扩支出”。从财政可持续性上来看，稳税可以阻止政府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增债和扩支出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相匹配。
 

他进一步指出，今年财政政策的加力体现在政府举债和支出强度两个维度上。从举债来看，主要体现在发行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通过中央加杠杆来化解地方政府的收支矛盾和债务风险，为今后的财政政策腾出空间。由于举债和赤字规模的提升，财政支出强度有明显的上升。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今年的财政政策确实在适度加力。”马光荣说，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有利于扩大内需，兼顾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在谈到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时，马光荣表示，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需要在税收、预算体制和债务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完善增值税制度、推进财政资源统筹，提高预算管理的完整性、落实落细前期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建立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
 

刘蓉表示，要增强财政汲取能力，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人大和中央人大的预算审查工作，深化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解决好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关系，进一步优化债务结构。
 

以下是其他与会专家观点
 

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要将“筑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摆在优先位置
 

基层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问题在于——隐性债务、隐性供养人员、隐性福利、隐性招商引资政策兑现等构成了地方财政的刚性支出。
 

在实践层面上，基层“三保”口径不一，上级认定的保障标准和范围到了下级执行困难。地方财政是弱平衡，面临多重压力，多层约束，财政风险不断积累。
 

要将“筑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作为财政工作的优先位置。进行责任划分，视为多级政府间的共同财政责任，县级为主、市级帮扶兜底。完成预算的足额安排和全过程信息化管理。建立预警监测应急处置以及严肃问责制度。
 

海通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财政支出预计主要集中在二三季度
 

中国短期经济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需要政策端积极发力。
 

中国经济的优势在生产端，前两个月的出口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生产在全球占据较大优势。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需求端，特别是房地产行业需要进一步稳固。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今年宏观政策会更加积极地稳增长来支持经济发展。就财政政策而言，收入端要进行减税降费，支出端结构要有所调整，向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倾斜。我们认为，今年财政政策会适度发力稳增长，节奏上或主要集中在二三季度。
 

货币政策方面，强调“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我们认为，预计2024年货币政策或进一步稳健宽松，政策利率仍有调整空间。
 

对外经贸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李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五大方向
 

一是预算资源统筹问题。从预算体系来讲，就是四本账之间的统筹。重点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一方面要进行顶层设计、机构改革、职能优化，另一方面是在技术层面进行突破，更好推进财政管理的智能化。
 

二是将工作重心放在绩效管理上。当前在绩效管理方面还有大量进步空间，特别要发挥绩效管理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
 

三是重构预算治理体系。我国预算治理体系已经比较完备，未来需要更多侧重于治理效能。建议增强对预算管理中关键领域的关注，多方面形成合力促进治理绩效的提升。
 

四是支出结构转型问题，这是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激发财政政策质效的关键。
 

五是转移支付分配问题。转移支付在分配、使用和管理过程中不规范，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财政政策的效能。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石绍宾：推动新质生产力主要载体在产业
 

二是加大对科教兴国和教育科技的支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颠覆式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创新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