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澜表示，对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以及技术路线确定的渐进式创新，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可快速响应，发挥金融中介集聚资金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精准流向科技领域;而对于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和难以预测的引领式创新，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具有更强的定价效率和风险共担功能，能够适应高风险高成长特点。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先后创设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推动解决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逐步形成以总量型工具为主、结构型工具为补充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邹澜举例，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绿色贷款1.4万亿元，带动年度碳减排量超过2.5亿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