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满足繁荣的建筑业需求，中国钢铁产量5年内增加63%。尽管对过多中国钢铁产量会影响全球市场的忧虑已然存在，大多数额外产量被中国国内市场消化。根据麦格理分析，中国钢铁业的现金利润率为负值。产能利用率已从2000年代初的95%以上降至去年的83%。如果低于90%，生产商就很难卖出高利润。中国钢铁业的营运利润率是全球最低水平之一，国内产能过剩是个问题。

    据国外媒体报道，宝钢集团计划投资110亿美元在广东省雷州半岛东部的巨大泥沼东海岛兴建钢铁厂，从而最终改变东海岛沉睡的现状。方圆12平方英里的这片土地还将包括一个装卸铁矿石的能停泊50万吨轮船的新港口。新厂区建设预计会提供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还会对该市的税收做出贡献。

    中国是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占到全球产量的45%，世界10大钢铁厂中中国占了6个。大陆的全部产能预计今年将达9.4亿吨——已比需求多出2.2亿吨。“形势很糟，我们从没看到过如此大的产能过剩”，澳大利亚大宗商品咨询机构的负责人迈克尔•科梅萨洛夫如是说。

    在铁矿石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供给过剩打击了赢利。中国钢铁产业第一季度亏损10亿元人民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钢铁产业的冬天已到来，我们不得不控制产量并密切关注库存量。”

    自毛时代起，中国的钢铁产业一直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其发展通常是出于政治目标的激励而非经济现实的需要。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上马了基础设施建设狂潮，建桥梁、盖大楼、修高铁。银行宽松的贷款政策加上众多项目的快速审批，意味着该国一直在增加新的钢铁产能，比需求还快。中国不愿看到经济增长下降太快，尤其是在迎接十八大之际。清华大学商学院教授派力克•切瓦尼说：“他们现在建设基础设施不是因为需要，是因为想实现GDP目标。”

    目前中国估计有2700座钢铁厂，其中很多是效率低下的小厂，生产低价值产品。尽管大型钢铁厂已转移到技术阶梯上端，但高端产品目前也供应过剩。北京决策者想迫使小钢铁厂关门或被大厂吞并。最终目标是巩固壮大钢铁产业，这样该国前10大钢铁厂的产量到2015年时将占到总产量的-60%，目前约为50%。即便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也不容易。业内人士表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优先目标不同，”地方官员不愿关闭那些提供就业机会和上缴税收的工厂，而且“北京乐见合并和兼并，而大多数钢铁厂缺少这么做所需要的资金。”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性产业，也是结构调整的重点领域。近些年来，为了解决钢铁工业中存在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国家多次调控钢铁行业。2005~2010年，我国钢铁生产能力从4.24亿吨增加到8.26亿吨，几乎增长了一倍，而行业产能利用率却从84.0%下降至75.9%，下降了8.1个百分点。2011年，我国计划投产高炉总数达45座，设计总产能为6459万吨，达产后我国钢铁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和矛盾将更为突出。笔者认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真正找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赖以形成的深层原因，调控的政策措施自然难以做到有的放矢，调控效果自然不彰，结果钢铁产能总量“越限越多”。

    具体说来，我国钢铁工业重复建设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所有制改革的滞后，国有钢铁企业比重过高。改革进行到今天，钢铁工业仍是我国制造业中所有制调整最为滞后的行业之一，国有企业仍然是我国钢铁工业最重要的投资主体。到2010年，国有和国有控股钢铁企业仍然占有着我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资产总额的56.9%。这在我国制造业中是比重最高的。由于收益与风险、责任与权力、利益之间的严重不对称，国有企业领导人在投资决策时缺乏足够的动力和约束，投资决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同时，由于有大量低效率的国有钢铁企业作“标杆”，即使在钢铁工业已经出现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具有效率、管理、成本等多重优势的民营企业仍然会认为进入钢铁工业可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投资钢铁项目仍然会被视为企业合理的投资选择。这样一来，钢铁工业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势必出现雪上加霜的态势。

    其次，地方政府政绩冲动和短期行为的影响。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行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各地方政府收入主要来自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在这种财税、政绩考核体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对地方GDP和财政税收规模及其增长速度贡献大的钢铁工业。为了发展本地钢铁工业，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利用行政手段，把处于其控制中的土地和资金资源的价格压低到远远低于其正常的机会成本之下，对一些没有达到国家环保准入门槛的钢铁企业和钢铁投资项目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种情况下，钢铁企业的私人成本必然会大大低于其社会成本，钢铁工业投资必然会偏离社会最优投资量。同时，在当前这种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为了确保税收特别是企业所得税不流失，必然会对地区外的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本地区的钢铁企业设置重重障碍，阻碍了钢铁工业的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进程，进而阻碍了落后产能的淘汰和升级进程，加剧钢铁工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

    第三，现行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和调控政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现行的钢铁产业政策看

    国家有关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对钢铁工业在政策层面上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规模偏好。钢铁工业是规模经济特征比较显著的行业，但是这种规模经济是有限度的，大型和特大型钢铁企业相对于中小型钢铁企业而言并不具备明显的效率优势。而相关钢铁产业政策却陷入了规模崇拜的误区，规模大的钢铁企业，可以获得优惠信贷、宽松用地、廉价而有保障的电力供应和铁矿石的自主进口权，而小型钢铁企业，特别是民营钢铁企业，不仅在投入品的供应上要受到歧视性待遇，忍受投入品的高成本和无保障，而且还随时可能遭到政府行政性的强制关停。

    二是调控措施的失当。为了解决钢铁工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各地新建钢铁产能必须淘汰等量的落后产量。这一政策措施，如果从计划者的眼光看，似乎是十分完美的：既能淘汰落后产能，又能为先进产能腾出市场空间，并可在没有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条件下实现钢铁工业的结构升级。但是，这种把技术先进的钢铁企业与落后钢铁捆绑在一起的政策，束缚了先进钢铁企业扩张产能的步伐，结果不仅没有使应该退出市场的落后钢铁生产能力退出市场，反而使一些技术和管理落后的钢铁企业看到了市场空间而纷纷继续加紧扩张产能。

    第四，技术装备国产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钢铁工业的投资门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国产技术装备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通常情况下，国产冶金技术装备要比国外同类设备在价格上要低1/3～1/2。以连轧设备为例，以前我国钢铁工业的连轧机都是从日本、意大利、德国等国引进，一套设备动辄数千万美元，而且维修、保养成本高，维修周期长，中小型企业一般难以承受。近年来我国连轧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以后，设备投资成本和维修成本降低了50%以上，设备安装调试达产周期缩短了1/3。国产冶金技术装备制造水平的提高，大大降低了行业外资本进入钢铁工业的资本门槛，也降低了业内钢铁企业规模扩张的难度。

来源：万贯五金机电网